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對自己皈依基督教的心路历程的描述或心理传记，他以亲身经历见证了神在自己身上的作为和恩典，描述的是典型的个人的宗教经验，该书第二部分的10-13卷则体现了他深刻的哲学和神学思想。《忏悔录》谈人与上帝的关系主要是从个人生存体验的角度展开的，里面對时间的追问启发了海德格尔對此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探讨，以及伽达默尔关于历史的连续性和生存的瞬间关系的思考。對于奥古斯丁来讲，人生的道路，无论从个人来说（如《忏悔录》所揭示的那样），还是从人类来说（如《上帝之城》所揭示的那样），都是走向上帝的天路历程。在解释学方面，他對后人的启示在于：文本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是分不开的，这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和技术的问题。就这点看，将奥古斯丁视为生存论解释学的先驱是有根据的，这在前面讲到的《论基督教教义》第1卷中也体现出来了。
总之，對奥古斯丁整个解释学思想的奥秘及其价值，我们至少得从上面三部著作的联系中去领会方可窥见到。虽然他的解释学主要是围绕着圣经解释学这样一门特殊的学科展开的，但却含有不少普遍解释学的因素。当代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埃贝林称奥古斯丁的解释学思想在他以后的一千多年的历史上是最有影响的，至少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前无人能超过。近代路德的与正统天主教對立的、既具有宗教改革的意义又具有解释学意义的著名口号“唯有圣经”（sola scriptura）以及圣经的“自明性原则”和“自解性原则”在奥古斯丁那里基本上都有了，只是在宗教改革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奥古斯丁所处的教父时代。稍后，“解释学”（Hermeneutik）第一次作为书名出现的作者——17世纪初的斯特拉斯堡的新教神学家丹豪尔——在其《圣经解释学或圣经文献方法》中曾大段引用过奥古斯丁的话。另外，如果说奥古斯丁是生存主义的先驱，那么克尔恺戈尔则是现代生存主义之父，他与奥古斯丁有着相通之处，再后来的存在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深受他们的影响，并通过自己又影响到伽达默尔。不过虽然奥古斯丁在圣经解释学方面一向受到重视，但在哲学解释学方面的更大意义却是到了海德格尔、尤其是伽达默尔那里才被真正挖掘出来。
下篇：奥古斯丁与哲学解释学
20世纪初，海德格尔對奥古斯丁的关注是一种思想“命运”的“相遇”。他在弗莱堡早期就开设过“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讲座（1921年），在弗莱堡晚期他就“奥古斯丁的时间问题”作过关于《忏悔录》第11卷的演讲，并举办过研讨班（1930年）。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弗莱堡早期最后一次讲座（1923年夏季学期）专门引用了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第3卷开头的一段话，并称奥古斯丁提供了一种“宏大风格的解释学”，一种“广泛的活生生的解释学”，它被纳入到与修辞学、辩证法的关系之中，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海德格尔这一说法显然是针對现代解释学之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狭隘的、形式主义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倒退的解释学而言的，因为前者将解释学定义为“理解的艺术”，后者则定义为“精神科学方法论”。海德格尔这种与众不同的评论与其思想处境是分不开的。例如，狄尔泰在《解释学的兴起》中重视的是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的第3卷，认为这一卷建立起了“首尾一贯的解释学理论”，而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中则重视的是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的整本书，尤其是前三卷。因为第3卷侧重的是解经的方法，而第1卷明确涉及到从教义出发来解经的原则，并且和基督教信仰生活联系起来。这是海德格尔和狄尔泰不同之处。只有通读了奥古斯丁的这本书，至少是前三卷，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海德格尔为何评价奥古斯丁提供了“一部宏大风格的解释学”。这充分表明了他们不同的解释学立场，前者是方法论的，后者是生存论存在论的。
奥古斯丁對海德格尔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1、理解和人的生存的联系；2、對时间性的追问；3、语言问题。这三个方面對应于上面提到过的奥古斯丁的三部重要著作：《忏悔录》、《论基督教教义》和《论三位一体》，并通过海德格尔直接影响到伽达默尔，尤其是“actus signatus”和“actus exercitus”这两个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概念，前者的意思是“意指活动”（signified act），后者的意思是“语用活动”或“表达活动”（performed act），它们与“内在逻各斯”和“外在逻各斯”相关。伽达默尔曾回忆海德格尔在马堡时期讲过这两个术语的区别，前者相当于“反思的”（reflective）活动，后者相当于“直接的”（direct）活动。这给他的弟子包括伽达默尔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伽达默尔关注奥古斯丁由来已久，他第一次聆听海德格尔的课就是后者1923年夏季学期在弗莱堡举办的讲座《本体论：实际性的解释学》，这个讲座對奥古斯丁的高度评价影响到伽达默尔后来的学术研究。
德国著名的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双料专家帕格勒在《通向解释学的哲学步骤》一书中将伽达默尔的思想问题意识的道路大体概括为：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奥古斯丁→黑格尔→海德格尔。其中，“奥古斯丁”是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前后的中介。伽达默尔在晚年谈到哲学解释学的前史时还着重提到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教义》。奥古斯丁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影响，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时间本体论和语言本体论。
第一个方面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核心概念“效果历史意识”有关。我们知道，伽达默尔关于时间性的理解主要来自于胡塞尔、海德格尔。从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到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中的“此在的时间性”的分析，再到伽达默尔“效果历史意识”之间有一条内在联系的线索，而这个线索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對时间的追问。伽达默尔的“视域”概念就包含有此在的历史性，并归结为时间性。他后期明确地将效果历史意识放在“历史的连续性”与“生存的瞬间”（der Augnblick der Existenz）的對立统一关系中来把握。“生存的瞬间”既包含连续性，又包含非连续性，而这个问题显然受到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對时间困境的反思的激发，尤其是奥古斯丁。虽然伽达默尔承认，古代哲学无法真正把握时间本体论的真谛，但这种激发是不可忽视的，它构成伽达默尔沿着这个方向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對效果历史意识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动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