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古斯丁是西方古代基督教神学大师之一，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解释学。圣经解释学和哲学解释学在奥古斯丁那里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从他之后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尤其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发展中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关键词：奥古斯丁；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圣经解释学；哲学解释学；三位一体；道成肉身
奥古斯丁作为教父学的极大成者和巅峰在西方基督教思想史上地位十分显赫，他在解释学领域同样如此（包括圣经解释学和一般解释学，虽然在那个时代真正明确意义上的“一般解释学”尚未出现）。他對这个领域不仅影响到后来一千多年的中世纪，而且也影响到今天。国外有学者将西方解释学划分为三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是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教义》，第二个是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第三个是20世纪卡尔·巴特的《罗马书释义》和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第一次转折不仅形成了基督教学术世界，包括中世纪和早期宗教改革的神学，而且还标志着圣经解释学作为一门系统的解经艺术理论和方法论的初步形成。此外，第一次转折与第三次转折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代海德格尔的思想以及他最亲近的弟子之一伽达默尔的有关论述中明显地看到。
当代的“哲学解释学”应当涵盖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虽然这个名称最先由伽达默尔开始使用，然后才传播开来，而且从狭义上讲一般也专属伽达默尔，但他在总体方向上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学发展出来的，所以讲奥古斯丁与哲学解释学的关系主要涉及到他们两个人，当然重点在伽达默尔，而这和奥古斯丁与圣经解释学的关系很难分开，因此我们先从这里开始。
上篇：奥古斯丁与圣经解释学
奥古斯丁直接与解释学相关的著作主要有三本：《论基督教教义》、《论三位一体》和《忏悔录》。根据伽达默尔的看法，我们今天所讲的“解释学”（Hermeneutik）和近代的科学背景有关，它有一种方法论的意识，但在神学上，解释学作为一门古老的正确解释圣经的技术早在教父时代就开始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反思了，其目的当然主要是为了解决教义的理解和宣讲的问题，这首先表现在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教义》中，它实际上是一部释经学和讲道学手册，伽达默尔称，在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教义》中我们可以找到某些對于解释学来说最重要、最基本的东西，并这样概括了该书的主题和意义：
基督教教义学的任务是由犹太民族如何从救世史角度解释旧约的特定历史和新约中耶稣的泛世说教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规定的。因此解释学就必须用方法论的反思帮助并找出解决的办法。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教义》一书中借助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讲述了灵魂如何超越语词和道德的意义而上升到精神意义的过程。由于他用一种统一的观点把古代的解释学遗产联系起来，从而解决了教义学的问题。
《论基督教教义》是奥古斯丁系统讨论释经方法的最重要的著作，旨在建立圣经解释的基本原则，它后来成了基督教宣道中的“首要指导文献”。这本书由四卷构成，它开宗明义地指出：正确解释圣经是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的，圣经解释学主要讨论两件基础的事情：确定正确含义的方式和表达这种含义的方式。前者主要涉及内在的理解（领会），后者主要涉及外在的解释（表达）（我们知道，在施莱尔马赫之前，理解和解释还没有统一起来），它们都与方法的反思有关，因此这本书由相应的两个部分组成：前三卷为第一部分，主要讲如何正确地理解；最后一卷为第二部分，主要讲如何正确地表达。
关于第一部分有这样几点很重要：
首先，奥古斯丁着重强调了信、望、爱是正确解经的出发点，突出解释者的精神状态或精神意向在解经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可以说构成了奥古斯丁解经的第一原则。在他看来，信仰是理解圣经的前提，离开了它，我们對圣经就不可能避免误解，达到善解，这里面含有神学中一种特有的解释学循环：相信是为了理解，理解是为了相信，而无论早期的教父哲学，还是后来的经院哲学都旨在协调这两个方面。
在奥古斯丁所说的信、望、爱中，爱是最大的，包含爱上帝和爱他人，它既是神给人的两个最权威的诫命，也是贯穿于圣经中的总纲，因此构成了解经的目的，没有这种双重的爱，就不能增进對圣经的真正领会。爱在这里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它包含對上帝的话的一种敬畏、虔诚、谦卑的态度，这体现为一种解释学的美德或德性，它要求避免理解过程中對自我作用的过分抬高，从而导致對上帝之旨的偏离，这里面实际上牵涉到解释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對此后来的施莱尔马赫也讲到过。与之相关，奥古斯丁主张必须努力回到圣经作者的原意，而不能歪曲它，然而作为先天就有罪之人對圣经的一切解释不可能是完善的，这就决定了他的一切解释都带有暂时性和不完全性，必须要借助上帝的力量，需要上帝的恩典，它通过圣灵在人的心中起作用或做工才有正确理解圣经的可能。
总之，根据奥古斯丁，解经者的精神状态与解经技巧密不可分，甚至更为重要，他实际上提供了一种信心解释学，在这里，信是前提，没有信，也就谈不上望和爱。信、望、爱关系到基督教的核心教义，虽然奥古斯丁在别处系统地论述过，但这里主要是将它作为解经的首要原则提出来的，它涉及到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以及从教义的角度解经的要求。这里首先不只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在基督教系统内的解经中，信心构成了前理解的主导部分，它确立了一种解经的特有方向，并从属于神学解释学的另一个特殊的循环：圣经解释要以教义作指导，而教义的建立要以圣经解释作基础。
其次，是奥古斯丁的符号理论，实际上也就是他的语言理论。这个理论包含语义学（Semantics）的内容，它既构成了圣经解释学的基础，同时也具有一般解释学的意义。在这里，奥古斯丁首先区分了两类符号：自然的符号和约定俗成的符号。他更关心的是后者，而后者中最重要的是语言，例如，圣经的语言就属于这类符号。一切约定俗成的符号都可以用话语来表达，而不是相反，解释学（包括圣经解释学）主要要处理的就是这种符号。對于基督教神学来说，圣经无非是上帝向人说的话，它由世俗作者在圣灵的作用和感动下（神的默示）书写或记录下来，类似柏拉图“迷狂说”讲的神灵凭附在诗人的身上，诗人“代神立言”，而不可归结为世俗作者自己主观灵感的产物，换言之，圣经是由神通过特别的人传达给我们的，而理解者所要做的是一种类似中国古代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的工作：“找出那些写作者的思想意志，并通过它们找到神的旨意”，“相信这些人所说的与神的旨意是一致的”。这显然是一种古典的解释观，也体现了一种独断型解释学的立场，它在神学领域有着特殊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