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投身其中，积极参与活动。这一部分人在信众中的比例究竟有多少，是值得仔细研究的。不过，从大量的田野报告看，多数信众人教的行为不能支持理性选择的说法。因为中国多数信众，更关心的是“灵验”，理性选择的成分较少，政治性的理性选择更少。
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宗教研究)的整体层面来看，最基本的理论还是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学说，这些可以说是社科研究主要层面的理论。而针对某些具体情况发展起来的许多理论，可以认为是次层面的理论，次层面的理论非常多，市场理论就是在这个层面上的理论之一。关于从经济学途径或理性选择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现象，几十年前就有人系统提出。西方主要社会学理论著作中，通常会有一章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在西方，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任何理论，都会在具体情况下，有人主张、有人强调、有人批评、有人反对。宗教研究中的市场理论也是这样。
weller：外来理论与中国宗教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衔接过程。因此，在西方理论输入到中国宗教研究领域时会存在一定问题。因为religion(宗教)或spirituality(灵性)概念不能很好地契合中国的传统理解，我不愿通过宗教或灵性资本概念对它们进行任何扩展。然而重要的理论问题——社会资本和个体抉择——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社会。我们当然还可以研究人们如何通过宗教组织建立并利用社会网络。我们可以像普特南一样提问：这些社会网络可能具有怎样的更广阔的政治和经济效用?我们还可以像布迪厄一样提问：这些社会网络是否会重建和加重现存的不平等?总之，无论我们是否认为它有益于社会，都应当谨慎对待宗教产生的所有结果。
关于人们如何选择宗教的问题，我们应当注意并非有所选择都出于仔细计算，因而理性选择理论并不总是有效。然而当人们能够做出明确的选择时，市场理论就会非常有效。我建议对于中国的研究应当采取较之以前更加宽阔的市场和其他资源配置方法的视野。
范丽珠：宗教社会学面对的是现代化及其现代社会变迁的解释，各国学者们面对的“文化矛盾”、“大分裂”、“社会失序”以及“道德堕落”等等现实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资本”及相关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认识。我们不否认这个概念本身因为其产生、发展、解释都会因所面对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有着多样性的状况，故而我们在使用其进行研究时也要特别地谨慎。同时，更不能否认的是一切社会都有一些社会资本，正是这些社会资本给各种人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中获得社会规范、信任和建立网络的可能，而社会资本对一个社会的影响力显然超越了经济领域。
Madsen：在我看来，研究中国宗教的主要议题应当是，由传统宗教行为模式所产生的网络、规范和信任如何与由变化中的城市中产阶层所产生的模式相协调，这是否意味着由关系资本主义向更加理性的资本主义的过渡。
郑筱筠：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是相对的，它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就中国宗教的研究而言，西方学术界提出的宗教资本、宗教的社会资本、灵性资本等理论提供了思考宗教现象的不同维度，这对我们都是很有启发的，但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宗教现象时，还是应该持审慎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