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家族联谊和寺庙生活。中国社会到处都是群体生活。美国的问题是要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建立合宜的社团生活，而中国的问题也许是如何从令人倍感压抑的群体生活中将个人解放出来。
范丽珠：与基督教命运相似，中国制度性的文化传统也在现代社会中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却留在文化的血脉中。与一些热衷于新儒家的学者不同的是，金耀基教授在分析儒家文化价值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时，提出了“制度化儒学”的概念，认为在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制度化儒学”已经不复从前，现在只有由“思想型儒学”取而代之。虽然“制度化儒学”早已寿终正寝了，但儒家伦理和价值仍不失为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势力，是一种“社会性儒学”。同样的，佛教、道教等制度形态的宗教，在现代政治经济体制下受到相当大的侵蚀和动摇，其早已浸淫到民间社会的宗教思想和价值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如果仔细地检视一下，恐怕都在某些处境下难免流露出或道教或佛教，或两者相混合的意识以及儒家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一种文化上的宗教存活于民间和民间的精神中，从而成为民间寻求关乎个体生命价值的资源与支撑。
Madsen：如果我们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有助于判定组织、规范和信任是否存在的概念，试图以参加社团生活的频率来衡量社会资本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拥有大量社会资本。然而这是一个近乎毫无意义的发现，因为它太明显了。这就好像调查大海里有没有鱼。问题是中国的未来在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资本，而这又意味着什么?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延续了若干世纪的丰富的组织、规范和信任传统应当怎样变革，才能适用于现代环境，怎样与现代中国政府构建的繁复组织结构相交互，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进程又将对其有何影响。
正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复兴的寺庙组织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最佳之处。因为这些寺庙组织已经存在了若干世纪，透过嵌入社会规范、强化社会信任的社会网络，寺庙组织得以建构。我们不需要问中国有没有社会资本，当然有。我们要问的是这些寺庙产生的是什么样的网络、规范和信任：他们的信众模式、行为标准和权力结构是什么样的?具体地说，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政治经济力量对他们有怎样的影响，他们又是怎样通过自身组织改变这一政治经济体的?如果使用与目前美国社会资本研究相关的定义、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论，来探讨中国寺庙是否产生“社会资本”，我们就会忽视那些对中国和世界未来极其重要的问题。这意味着把社会资本理论从产生这样一个重要思想的环境中抽离出来，而应用于其他并不适宜的环境。我相信，对于其它正流行于西方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界的概念来说，亦有类似的情况。
我认为，社会资本是宗教研究中的第二序概念，这一概念的产生只面向特定文化中的重要问题和研究传统。第一序概念包括网络、规范和信任，这些才是所有社会构建的基本内容。社会资本是一种研究社会资本是一种研究在美国社会结构构成要素产生出问题的途径。对于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家最好回到社会资本的第一序概念，来构建他们自己的第二序概念，以便阐述中国社会在此转型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郑筱筠：我认为Madsen在这里谈到的“第一序”和“第二序”概念值得中国学者反思。事实上，组织、信任和规范对于西方社会来说，是构成宗教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这些因素已经成为定式，是现代社会宗教的重要特征。正因为如此，宗教资本、宗教的社会资本以及宗教的灵性资本等理论才得以在此基础上逐渐跨领域形成。例如，布迪厄不仅提出了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等概念，而且提出“场域”的范畴。他说一个场域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社会中有不同的场域：文学场、科学场、艺术场、新闻场等等，不同的人或不同的社会力量在场域中博弈，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行为方式或“游戏规则”。宗教也可以看作一个特殊的场域，它有自己的内部互动，也有某种意义上的自身独立性。沿此思路，宗教场域可以再分为不同的地域性场域或文化圈场域，或者说东方的宗教场域不同于西方的宗教场域，各有各自的历史“惯习”和社会资本运作方式，以及个人、群体、社会间互动的“游戏规则”。所以，无论社会资本理论还是宗教市场理论，都总是在特定场域中发挥作用的。
陈纳：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针对特定的社会文化存在进行研究的结果，或者说，是在特定语境下产生的。要真正弄懂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离不开对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当这个理论被用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或语境时，该理论是否还同样有效，或者说，需要做出怎么样的修正或调整才可实用，这是需要经过仔细研究才可下结论的。对于中国的社科研究者来说，借用产生于欧美的社科理论(甚至术语)尤其需要谨慎，因为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尤其巨大。在认识社会资本特别是宗教市场理论的理论方面，就存在着忽视文化差异的现象。
把社会科学混同于自然科学，很容易促成简单照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现象。在中国现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最常见的就是脱离语境讲“主义”、脱离语境谈理论，缺乏对理论的深刻理解。在简单照搬泊来品理论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贴标签的现象，其结果往往是“读进去的多，读出来的少”。理论在研究中的作用，在于提供一定的理论视角，或所谓理论框架，帮助我们解读研究资料，深化认识。换句话说，研究者借助于理论，从所收集的资料中读出能够反映事物实质的内容。这种“读出”的前提，一方面是要对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是要对所用理论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两者互动，不可偏废。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用的理论都是现成、实用的。如果简单照搬理论(无论是泊来的还是本土的)，很容易出现简单地从理论出发，带着有色眼镜找资料、看资料，套用理论，把理论“读进”资料去。说到底，是从概念出发，将理论简单投射于现实，套用于现实。由此得出的结论，尽管有理论“支撑”，往往不能很好揭示所研究的问题之实质，甚至将问题的实质扭曲呈现。
所谓“市场”，尤其是一个理想典型的现代市场，涉及到一些基本要素，诸如高度流动性的商品，机会均等，理性选择，等。在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宗教发展的现状，是否有市场特点，是否可以用市场要素来分析和认识呢?从我们的田野调查和阅读近年研究报告所得的印象，总体上来看，流动性、机会均等和理性选择似乎都不很典型。其中有些方面，需要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才能做出结论。根据各方面的报道，中国确实有一些信教者可以说是出于理性选择，选择某一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