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资本、宗教的社会资本、灵性资本、宗教市场等理论范畴，一时成为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很多人在不了解这些理论范畴的情况下，直接套用来分析中国宗教现状。那么，这些产生于西方的宗教理论其本源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否适用于中国宗教研究的实际?在学术研究中，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使用这些理论?诸如此类的问题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为此，我们特邀美国Boston大学的Robert P.Weller(魏乐博)教授和San Diego大学的Richard Madsen(赵文祠)教授、上海复旦大学范丽珠教授、陈纳教授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郑筱筠：在宗教学研究领域，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是由所谓的局外人提出来的，如宗教学的创始人缪勒原本是研究比较语言学的，宗教社会学的开山祖杜尔凯姆原本是社会学家，在宗教心理学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弗洛伊德，原本是精神分析学家，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杀入”宗教研究领域，其所做出贡献的推动力，在于他们为宗教研究引入了新的方法和理论范畴。宗教资本这个概念的理论源泉，可直接追溯到布迪厄。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在反对传统经济学的背景下提出“资本”这个概念的。他从实践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实践经济学的思想。布迪厄提出在现代社会，“资本”以三种形态存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种拓展超越了传统经济学领域的“资本”仅仅是指物质资本的观念，而将“资本”观念放置在场域的范畴中进行分类。布迪厄进一步提出，每一种资本都有自己的符号形式，或者叫符号经济，象征经济。如经济资本的符号形式就是金钱，它是通过产权作为制度化的因素而得以保障和传承；而社会资本的符号形式则是社会声誉和头衔，通过社会规约的制度化形式而得以保障；文化资本的符号形式则是作品、学历、文凭、头衔等，并以学位为制度化形式。同时，这三种资本形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对文化资本的集中关注，是布迪厄的重要贡献。许多学者受布迪厄的思想启发从新的视角解析宗教。然而基本的概念需要界定。
范丽珠：布迪厄讨论的符号产品经济在中国引起了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的关注。这个概念与他对宗教作为社会资本形式的处理，提供了讨论宗教如何贡献于一个文化的价值和理想。这些资源作为象征资本起到作用。这些是无形的或非金钱的资本，却是更具有自然属性的宝贵资产。宗教对这种资本的支持，可从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观察得到证实。谢和耐讨论了“神圣资源”，认为积累于佛教寺庙的精神库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Weller：社会资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科学概念，近几十年尤其流行。学者间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固然相异，然其都在于强调人们为了实现社会目标而动员社会网络的不同方式。社会资本可用于分析各种社会群体，正式者如粉丝团、职业协会，松散者可以是常在咖啡馆内闲聊的谈客。以社会资本分析宗教生活，更是顺理成章，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祭祀圈、基督徒团契或者追随克里斯玛领袖的信众中找到社会资本的运用。在众多的中国村庄中，宗教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提供形式之一，另一重要形式是家族和血缘。
社会资本概念近期在人类学领域中的流行有两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来源是法国社会学理论家布迪厄。另外一位近期影响很大的是社会学家普特南(Robert Putnam，尤见其著作《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普特南所继承的传统可追溯到一位早期法国理论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普特南与布迪厄一样，将社会资本看作人们通过动员来实现其目的的社会网络。不同之处是，普特南将这些关系网看作平等个体间创建的信任群体，而布迪厄却视其为不平等的组织。布迪厄关注的是阶级间的差异问题，普特南则更感兴趣于什么样的关系网可以形成有活力的文明社会，他认为源于信任而形成的横向关系对于现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获取至关重要，并提出两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用于连接不同群体的外联性(bridging)形式和只产生内部团结的内聚性(bonding)形式。
Madsen：普特南有一种担忧，20世纪后期的美国社会正在丧失健康民主社会的基石，即团结精神。普特南将忠于社团的意愿看作是“社会资本”的经验指标。他发现美国人甚至“独自打保龄球”，他们不再组队玩保龄球，而是一个人去保龄球馆或者随便约几个朋友，已经没有了长期团队精神。与此同时，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家自己看电视，而非外出参加团队活动。所以，普特南是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下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这个概念关联于更基本的观念或现实：组织、规范和信任。社会资本概念可以与定量经验指标相关联，主要的指标就是自愿加入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生活的程度。相比于欧洲人，美国人更加乐于通过教会建立自己的社团生活。普特南担心教会式的社团生活可能产生不良社会资本，即产生过多的“内聚性资本”，难以产生足够的“外联性资本”，以促使不同形式的社团相互交流。宗教社团自我封闭于外部世界，因为他们认为外部世界充满了那些是错误类型的宗教。
范丽珠：除了普特南之外，近年来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研究也有较大影响。福山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力凝聚的方式，它主要地表现为信任。他认为在社会资本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信任，起源于宗教、传统伦理等现象。这种公共的信心可以被看作一种资源，从而产生其它的资本；这种信心既可以不断积累，又可以投资于未来。但若一个社会对他们的道德资本不断地抽取而不进行补给的话，它同样有被消耗殆尽的时候。
现代社会虽然科技发展，扩大了人的自由范围，增强了人对自然的控制，但是却出现了被贝尔(Bell)称作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以及福山所指出的后工业社会的“大分裂”问题。当一个社会群体开始与其传统方式割断时，社会团结的习惯性方式会被政治危机甚至国家创伤所代替。解决现代社会信仰危机是否有行之有效的方式和途径?或者真的回到神圣的信仰中，寻求灵丹妙药?于是贝尔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其意在将问题倒转回去，面对人类生存的难题，人对自身能力有限的痛楚认识(超出这个限度就是“出埃及”)，以及因此产生的、要寻求合理连贯结实的努力，以便同人类的实际状况实行妥协。由于宗教接触到人的意识源泉的最深处，他相信将有一种意识到人生局限的文化，在某个时刻，重新回到对神圣意义的发掘上来。向宗教求援，解决道德沦丧、贪婪成性的社会问题。不过，他所寄望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而是“某种新的合成仪式，它表示加入一个不仅联系未来，而且联系过去的团体”。
郑筱筠：社会资本的概念不仅被引入宗教研究，而且被引伸出宗教资本和灵性资本等概念。前者如斯塔克(Rodney Stark)所说“宗教资本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