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对一个特定宗教文化的掌握和依恋程度构成。宗教资本由文化和情感构成，人们对于某种宗教的感情和文化投入随着时间而建立起来就构成了宗教资本”。后者如国内学者张志鹏所言“为了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持续收益，个体从宗教和其它信仰中接受的有关人生意义、目的、使命和价值观的认知”，在他看来，懂得人生目的、了解人生机遇、有集体感、有很强的家庭观和劳动观、有自信心等等则都是拥有灵性资源的表现。然而当我们将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时，会发现它们的边界与内涵有待澄清。
Weller：斯达克使用的宗教资本概念，意指人们在特定宗教团体中所作的个人、经济或情感投入。他认为信众投入越大，对宗教团体就越忠诚。他对宗教资本概念的使用与理性选择理论方法论相关，侧重点在于澄清者是个体的特性，而非社会网络的特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与社会资本意义相关的概念，也不是用来证明可以为人所用的社会网络。宗教资本概念至今为止并未广泛使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其影响力远低于社会资本概念。
而灵性资本是另一个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虽然邓普顿基金会(Templeton Foundation)及其下属Metanexus研究所近来通过投入大量研究经费推动这一概念，但灵性资本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在理论上也未见长足进展。邓普顿基金会网站上的诸多定义中，称灵性资本为“社会资本的子集”，然而接着又称其为“精神和宗教实践、信仰、组织和机构的效用，其对个体、社群和社会有极大的影响”。这只是重复地表述了宗教在社会中具有众多功用。灵性资本概念想要人们认识到宗教不仅仅是经济或政治的反映，其自身便是极重要的力量。灵性资本概念至今未在人类学、社会学或者宗教研究领域中获得广泛应用，部分原因是我们早已接受宗教是一个独立的因素，新概念并未真正增加新的理论涵义。
至今为止，宗教资本或灵性资本概念都没有取得广泛的影响，也许因为它们并没有在理论上超越之前的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概念。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将宗教或精神生活从其他形式的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可能并无必要。如果以中国为例，“宗教”概念的出现只有一个世纪左右，在此之前，祭祀神祗只是多面生活的一部分，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理性原则。“灵性”概念在中国则更为现代，以“灵性”作为“spiritual”的译名直到近几年才达成共识。将宗教和灵性行为看作广泛社会生活的一面，如此思考虽能让我们获益良多，但实不必以其特殊性创造新理论。
郑筱筠：很多学者一再强调灵性资本更多地是关注个体的体验，强调的是个体与神灵之间的交流，事实上，西方学术界的灵性资本对于个体感性经验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佛教、道教所强调的修行体系有某种相似之处。例如南传上座部佛教就非常强调个体的修行体验，并由此发展起非常发达的禅修体系，道教等宗教也都如此。但是中国与西方社会对灵性的强调却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社会的传统宗教更多地强调修行者自身的内观，而不是通过精神或感性体验去转换为宗教的灵性资本。
与之相比，宗教的社会资本更多地是强调宗教组织之间、组织与社会、社会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之间的关系。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宗教，如民间信仰具有鲜明的宗族性特征，以地缘和宗亲关系为纽带，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因此，就此意义而言，中国宗教的社会资本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当把宗教看作一种社会资本时，注重的是宗教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网络所及其所具有的社会能量；而宗教资本和灵性资本，尽管它们之间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体现的是宗教信徒个人与其所归属的宗教或教派间的关系，更多的是精神层面或主观层面的东西。由此人们自然会问：社会资本理论与宗教市场理论是什么关系?
Weller：宗教市场概念作为一种理性选择理论形式，在某些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此概念欲要弄清个体如何做出选择(例如面对市场中众多相似产品，购物者如何做出选择)，但不在意社会组织问题。这一方法近来在美国宗教社会学界影响很大，在欧洲或在人类学界却并不如此。斯达克及其合作者曾经使用这种方法研究美国社会中各种不同形式的基督新教教派对信徒的吸引力。他们更着重个体抉择，这与社会资本理论偏向社会层面的进路十分不同。
在我所从事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理性选择理论一直没有太大影响，部分由于大多数理性选择理论都预设了普遍的理性能力。许多人类学家不接受此类理论，因为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所表述的思维只在近世的西方占主导地位，不能假设在所有民族和历史内都是正确的。也有人指出，人类的许多选择并非出于理性计算，而是通过布迪厄讨论过的惯习结构做出的。当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的决定时，理性选择理论才会最有效，然而生活不同于下棋，不需要处处精心计算。很多宗教行为的发生仅仅由于人们一直如此而已。
人的确有选择行为，某些情况下当然也包括宗教选择。研究宗教问题的市场理论常常设想绝对的选择，在一个宗教或宗派与另一个宗教或宗派之间只选其一，但是多神信仰传统中的信众却不这样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信仰许多神，可以随意在多个神之间转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市场理论，只不过我们要清楚市场有许多不同种类。加入某些新教团体犹如购买一辆汽车或一处房产，我们只购买一个，而且准备长时间拥有。然而在庙宇祭祀神祗更像是购买饼干，我们可以购买许多不同种类，并且同时享用。然而并非所有的经济体都是市场经济。
郑筱筠：个人原子化与社会网络化，这可以看作现代化的两极，从个人原子化的趋势看，市场选择理论有一定道理，但是社会不可能完全个人原子化，社会规模越大，越会在层面与类型上出现诸多“亚社会”、“亚文化”、具有不同内容和指向的群体。个人以不同身份参与(甚至成为其中心)这些二级或三级的社会网络，就有了不同的社会网络以及动员其发挥作用的能力。在宗教问题上亦是如此。当人们研究中国本土的宗教现象时，自然而然会思考社会资本理论与宗教市场理论是否能够作为解析中国宗教现象的理论工具，如有问题，又在哪里。
Madsen：许多西方社会学概念的构建都是为了阐述产生于特定社会和政治环境下的问题。最近被普特南重新启用的“社会资本”概念，是为了阐述美国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某些特定的紧迫问题，但是使用此概念研究中国社会中的重要问题可能不会十分有效。
对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家来说，参加社团生活是社会资本存在与否的指标，继而也是有力的组织、规范和信任存在与否的指标。社会资本的消失意味着美国人更加趋向于原子化：遗忘他们的祖先，隔绝地生活在自我之中。但这并不是中国的问题。尤其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中，中国人并没有遗忘自己的祖先，仍然与自己的家族联系紧密。在中国社会中，人们参加各种形式的社团生活，除了越来越多的现代式的俱乐部，还有无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