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探讨了心境障碍和艺术气质之间令人惊异的关联，并从文学、传记学和科学的角度对其与自然界的节律和周期的密切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证。躁狂抑郁症包括一系列心境障碍，其病症因情而异。这些紊乱症会改变人们的情绪和行为，打乱正常的睡眠及性生活，并造成精力水平的剧烈波动。该病症发病率很高，“每一百个人中大约就有一人患有较严重的躁狂抑郁症，而其中许多人又会患有诸如循环性情感精神病之类的轻度变症”。该病症在艺术领域比例甚高。拜伦一生都在与“疯癫”作斗争，且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命归天庭；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儿时就认为自己被鬼附身，他的后半生充斥着焦躁、狂暴的多变以及“可怕到无以言表的抑郁”。更令人疑惑和震惊的是，就像弗洛伊德提出的“因病获益”说一样，这种神经质般的“疯癫”状态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竟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此经历的艺术家必须与狂暴莫测的多变情绪作斗争，我们很难把这些非理性因素与严密的逻辑性过程联系起来，但因此而创作的作品通常却有着独特的印记和魅力。艺术家自身对此亦深有同感，约翰·贝里曼直言不讳地说：“我确实强烈地感受到痛苦折磨是获取最高成就最大的幸运之一……最幸运的艺术家是那些经受了最大痛苦折磨又不至于丧命的人。”爱伦·坡对此有更为精辟的见解：“我这族人素以幻想丰富、热情洋溢著名。人家称我疯子。然而发疯究竟是否是极端聪明的流露？辉煌的成就和渊博的学问，究竟是否是神经失常的产物，是否是头脑失却正常智能和内心喜怒无常的结果，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
然而，不管艺术创造力与心境障碍之间的关联如何，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第一，并非所有艺术家都患有心境障碍（躁狂抑郁症）。不少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精神完全正常，他们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灵感和创造力。因此，尽管贾米森探讨的艺术家都多少因心境障碍而具有某些特殊才智和灵感，我们仍不能据此推断出创造力源于“疯癫”。第二，尽管“躁狂抑郁症有时令人兴奋，是强有力的创作动力，但更多时候常带有毁灭性影响”，有时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及其所生活的社会。有研究表明，平均有五分之一的躁狂抑郁症患者自杀身亡，所以躁狂抑郁症作为一种潜在致命的医学疾病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这从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疯狂天才：躁狂抑郁症与艺术气质》附录列出的部分试图自杀或自杀的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的名单中即可窥见一斑。
尽管不能说所有的天才都具有躁狂抑郁症，或患有躁狂抑郁症的人都能在艺术领域或其他领域有着过人的成就。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天才比普通人更容易患躁狂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特别是在艺术家的躁狂期，他们往往有如神助般地写作、阅读、创作，有着无限的创造力。“在创造性思维和轻症躁狂思维中，思考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特别显著：一方面是思维的流畅、敏捷及灵活，另一方面是将构想或思想类型结合起来，以形成新颖、原创联系的能力。”一个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其思维过程会在轻微躁狂状态中得到放松与加速，他的创作就可能增添特殊的品质，其作品也往往极富创造力和价值。而过度的能力、精力消耗过后，随之而来的则是超乎寻常的低迷与抑郁。天才也好，疯子也罢，不过是一种能够将生命极致地发挥、集中输出的一类人，就此意义上而言，二者是无比统一的。
三、典型案例分析
其实，这样的例子就在我们身边。
徐磊（笔名“南派三叔”），1982年生，当代著名畅销书作家，《惊叹号》杂志创办人兼主编，代表作有《盗墓笔记》系列、《大漠苍狼》系列、《藏海花》、《沙海》等作品，被誉为中国探险类第一畅销书作家。2011年，其以1580万元的版税收入位于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位。作品具有相当高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深受青年群体喜爱，奠定中国“盗墓小说”的流行趋势。在上大学之前，徐磊曾患有严重口吃，几乎不敢和人说话，然而在上大学之后突然痊愈，还曾参加辩论赛。2013年3月22日，在微博上宣布封笔，表示不再进行任何文学创作活动。4月16日，其又在微博上表示自己出轨，随即引发轩然大波。随后，其家人表示，徐磊患早期精神分裂及双向情感障碍（躁狂抑郁症），且抗拒治疗。对比微博分析发现，徐磊的躁狂抑郁症在2012年初便现端倪，而其时正是《盗墓笔记》创作即将完成的时期，其循环性的两极情绪性格特征十分明显，时而处于极度躁狂和兴奋状态，时而处于极度苦闷和抑郁状态。
让我们再来看几位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例子。
第一位，宁铂，1978年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习，成为中国第一个少年大学生。据推荐者倪霖老先生说，宁铂两岁半便能背30多首毛泽东诗词，6岁看完《中医学概论》，能替人开药方，看完围棋书后就可以与高手对弈，看完唐诗宋词，便能吟诗作对。宁铂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一神童”，他的故事几乎传遍了整个中国，甚至成为手抄本的题材。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后，宁铂说该校没有他喜欢的系，要求调到南京大学学天文，但被学校拒绝，他只好选了理论物理作为专业。2003年，宁铂出家为僧。出家之前，他曾在《实话实说》栏目猛烈抨击中国的超常教育，态度鲜明、语速极快、情绪激动。
第二位，谢彦波，宁铂的同班同学，幼年时不喜欢开口讲话。小学二年级时在五年级班里上课，只听一遍就能学会。爸爸发现他接受能力强后便指导他自学。小学四年级学完高中数学、物理、化学，五年级已开始钻研大学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解答了数以千计的数学问题。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并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研究生，成为国内年龄最小的研究生（15岁）。18岁跟随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由于与导师关系的问题，博士没有读完，转去美国读博士。在普林斯顿大学，再次由于与导师的关系不谐而回国。2005年《南方周末》的记者几经周折采访了当时已经39岁的谢彦波，记者称“他似乎完全不懂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并断定“他有心理问题”，因为谢彦波怀疑物理学科的科学性，他试图查找一些漏洞，进而证明科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第三位，干政，与谢彦波的状况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顿大学，都是学理论物理，都是与导师关系紧张。回国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干政，表示他可以回中国科技大学读博士。令大家惊讶的是，他拒绝了。几年后，在家赋闲已久的他又表示想到科技大学工作，这一次科技大学没有同意，因为科技大学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在此期间，他的精神疾病时好时坏。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究竟住在哪里，相当多的科技大学老师都认为干政已回到安徽巢湖老家。但也有人说，干政的隐居地就在合肥，在一处离中国科技大学东区不远的居民小区里，多年来他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