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尊体还是情感表达，其实又可统归之于文章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宋濂为了迎合朝廷需要，他隐藏的不仅仅是自我的真实情感，更重要的是他还隐藏了传主的许多生平史实，从而最终写出的并非能够反映历史人物真实面貌的遵命文章。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明王朝的建立显示了许多历史的新气象，但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并未给文坛带来活力与生机，可见政治的强盛与文学的繁荣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从宋濂本人看，尽管他在黼黻圣朝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并在文学史上赢得了重要的地位，但他所创作的此类遵命文章却缺乏应有的感人力量与持久影响力。因为尽管在现存的方国珍文献中，宋濂的这篇碑铭是最早的一篇，但后来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没有依照宋濂的立场进行叙述。在众多记载方国珍的文献中，依然是将其作为元末战乱枭雄与朱元璋的对立面来看待的，且不说清人的著述，即令同样作为的谢铎，他的出生地还是方国珍所占据国的台州，可他在《拟皇明铙歌十二首》中，将其与陈友谅、刘福通、张士诚、陈友定、何真、明玉珍等列为同样的征讨对象。其中叙述方氏政权说：
方国政据台、温、庆，阳降阴叛，以海岛为
窟穴，我师讨而降之，为海波平第八。
圣人出，海波平。越裳万里，重译来庭。
矧尔海寇，实我边氓。真龙奋，海若惊。犹据
窟穴潜其形，恣睢睥睨思凭陵。天威赫，叱怒
霆，聪不及塞心胆倾。帝哀其愚宥尔生，尔骨
不朽今须铭。此处，谢铎点出了方国珍“阳降阴叛”的行径，以及“犹据窟穴潜其形，恣睢睥睨思凭陵”的负隅顽抗。他的最终归降乃是摄于“天威赫，叱怒霆”的巨大压力，而朱元璋之最终赦免他，也是因为“帝哀其愚宥尔生”。可见在谢铎眼中，方国珍是“愚”而非“智”，这与宋濂的碑铭相差之大是显而易见的。这也说明，无论其地位与名气有多大，一旦违背了基本的文章体制与史学精神，照样不会被后人所认可。
当然，也许不应过分苛责宋濂，因为他一开始便已交代本文之写作缘起：“洪武七年三月某日，资善大夫、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方公殁于京师钟山里之私第。既已襄事，而墓门之石未有刻文。九年冬十一月，其子礼恐公群行湮没无传，请于大都督府。移文中书，中书下礼部。于是尚书臣等以其事闻。制曰：‘可’。遂敕翰林学士承旨濂为之铭。”宋濂明确告诉读者，他只是经过严格官方程序、经由皇上批准而撰文，乃是奉命行事，写的当然是篇官样文章。言外之意，如有不妥，集体负责。也正因此，由本文倒是可以探讨那一时期的政治导向与朝廷状况，此亦可算是另一种历史文献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