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从体貌上美化方国珍，从造反原因上同情方国珍，从对明政权的友好角度上表彰方国珍，同时还将不利于方国珍的许多历史事实与负面评价尽量予以遮掩，经过这些精心策划的叙事设置后，终于水到渠成地得出了如下的评价：“盖公以豪杰之姿，庇安三路六州十一县之民，天兵压境，避而去之，曾无一夫被乎血刃，其有功于生民甚大。然而天宠所被，赐官丞辖，享有食禄，而二子皆列崇阶，赫奕光着，视唐则有加焉。于是历序其故，著为铭诗，以宣朗国家之鸿烈，而及公保民之伟绩云尔。”从本文的原初立意看，作者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他根据当时的政治需求来策划这篇文字，与朱元璋对方国珍的评价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即必须从正面表彰这位归降的对手，以取得招降纳叛的政治效果，从而使新生的王朝逐渐趋于稳定，于是他精心选择历史事实，巧妙剪裁生平事件，有意遮蔽负面影响，极力进行正面表彰，写成了这样一篇虽然难言实录、却又颇费心思的人物碑铭。
从宋濂的此种创作方式中，自然可以引发出许多有价值的思考与启示。由于所从事专业的原因，我在此感兴趣的是文学问题。本文的创作实践可以说是宋濂明初文章观的典型体现，而且其中隐含着深刻的矛盾与危机。宋濂当时所拥有的是一种代表朝廷的实用文章观，他曾在《文说赠王生黼》说：“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文。”无论是“明道”、“立教”还是“辅俗化民”，均可归之于实用目的，而《方国珍碑铭》的写作可谓是服务于朝廷政治的典范之作。但是，无论是宋濂的创作还是文论，其中并非不存在问题，或者说，当作者满足了政治需求后，却对文章自身的价值与自我情感的表达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宋濂有一篇《曾助教文集序》，集中阐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实用文章观，其中一段说：
施之朝廷，则有诏、诰、册、祝之文：行之
师旅，则有露布、符、檄之文；讬之国史，则有
记、表、志、传之文。他如序、记、铭、箴、赞、
颂、歌、吟之属，发之于性情，接之于事物，随
其洪纤，称其美恶，查其伦品之详，尽其弥纶
之变，如此者，要不可一日无也。然亦岂易致
哉！必也本之于至静之中，参之于欲动之际，
有弗养焉，养之无不充也；有弗审焉，审之无
不精也。然后严体裁之正，调律吕之和，合阴
阳之化，摄古今之事，类人己之情，著之篇翰
辞旨，皆无所畔背，虽未造于至文之域，而不
愧于适用之文矣。在此，宋濂认为作文必须先“发之于性情，接之于事物”，然后方可达到“查其伦品之详，尽其弥纶之变”的实用目的，其中的关键则在于作者之“随其洪纤，称其美恶”的考察评判。至于作文的前提条件，既要有省察修身的主体涵养，又要有“严体裁之正，调律吕之和”的文学修养，更要有“摄古今之事，类人己之情”的叙述能力，只有这些都具备了，才能写出真正的“适用之文”。这其中包含了作者自我性情的表达与“尽其弥纶之变”的功用、“严体裁之正”的尊体与“称其美恶”的判断等复杂关系。宋濂当然希望所有这一切均可统和协调起来，从而写出其理想的“适用之文”。
然而，就《方国珍碑铭》的写作实践看，宋濂未能实现其理论观念。首先是尊体的问题。碑铭这种文体，由于其树碑立传的性质，其中多一点夸美之词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刘勰论诔碑说：“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记鸿懿，必见峻伟之烈。”因而宋濂言其作本文之目的为“宣朗国家之鸿烈，而及公保民之伟绩”，可知他尽了最大努力去适应碑铭体要的标准。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方国珍是否符合宋濂心目中进入碑铭文体的人物。因为这位元末枭雄性格复杂，内涵丰富，在当时与后来都充满了争议，而将其纳入碑铭这种文体就势必多溢美之词，则客观上便有失人物的历史真实性。更何况此种文体还尚有“资乎史才，其序则传”的史传性质，要求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因此，曹丕早在《典论·论文》中就说过：“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可知铭诔文体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不隐恶、不溢美的实录精神。刘勰在论及铭箴时也强调：“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搞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所谓的“核以辨”也是讲究真实之意。宋濂乃是文章大家，既熟悉《文心雕龙》这部文论经典，也了然诸种文体之体制规定，可是他所写出的这篇碑铭却远未达到此种文体的体制要求，尽管在形式上本文具备了标序盛德的峻伟体貌，但实际上却作出了种种的修饰与遮蔽，违背了“尚实”的文体规定。也许本文达到了稳定朝廷的政治目的，但以碑铭体制的标准来衡量无疑是有严重瑕疵的。清人王昶曾对墓志创作有如下论述：
窃谓墓志不宜妄作，志之作与《实录》、
《国史》相表里。惟其事业焯焯可称述，及匹
夫匹妇为善于乡，而当事不及闻，无由上史馆
者，乃志以诏来兹，以示其子孙。舍是则皆谀
辞耳。苏文忠公不喜为墓志、碑铭，惟《富郑
公》、《范蜀公》、《司马温公》、《张文定公》数
篇，其文感激豪宕、深厚宏博无崖涘，使顽者
廉懦者立，几位韩、柳所不逮，无他，择人而为
之，不妄作故也。宋濂最大的无奈在于，作为翰林院官员的他没有“择人而为之”的自由，他必须承担起为朝廷旨意而撰写的职责，则“谀辞”之弊也就在所难免。此乃体制所关，与其本人写作水准之高低无涉。
其次是情感思想的表达问题。宋濂一再强调写文章应“发之于性情”，“类人己之情”，可见此乃文章写作的重要原则，但他在本文写作中却完全未能遵守。如果仅从该文自身看，也许问题并不突出，似乎他对方国珍抱有肯定甚至赞赏的态度。正如前边所指出的，宋濂在《熊府君墓铭》中斥责方国珍“全乖人道”，痛骂其官吏“暴如虎狼”，可在《方国珍碑铭》中却又赞扬其“志欲靖民”、“绥定一隅”，如此矛盾的态度出自其一人之手，则掩饰甚至扭曲自我情感便必不可免。宋濂在元末时曾颇为自信地说：“予所著书，随所见笔之，而感慨系之矣，初何恤人之忧己哉！”（《龙门子凝道记·令狐微》，p.1813）可当其入明作为翰林院官员时，他就再也不能轻易的“感慨系之”了，于是就有了本文的刻意经营的叙事策略，为了达到稳定王朝的政治效果，他也只好将其感慨性情深埋心底了。由此可知，宋濂作为一位御用文人，他只要忠实执行自己的政治角色要求，就不仅不能表达自我的思想情感，甚至连儒家传统的教化与传道的职责都难以坚守。于是便出现了他的理论与创作相互矛盾的情形，也许他在主观上依然要宗经复古，恪守儒家的道义，但在实际创作中却又不能不听命于皇上，写出违背自我意愿的文字。可见，传统的圣人在当今的圣人面前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