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反观西方，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革命等现代性浪潮的强力推动下，直接使得人类朴素的逐利动机开始通过人类理性的运用、通过与作为交换价值之中介的货币的内在勾连，最终在作为“资本的最初解释者”的重商主义者——即通过那种体现为人格化资本，并在一开始从表现为社会寄生并且往往是以零散的高利贷者或商人等资本的人格化面目出现，通过简单的资本循环（从M到M’）来追逐高额利润——那里，开始摆脱了本质上同样是以强调抽象共同体和普遍信仰而忽视乃至泯灭个体差异和个体逐利诉求为特征的中世纪神学统治的樊篱，进而在将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翻转为用有利于世俗逐利的原则来规范、定义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使整个社会的逐利行为和动机在与“无剩余不追求”的资本以及围绕资本运作生成的诸如以市场、契约、产权、信用、交换、敬业、创新、效率、精算、自由、平等、法治等为核心要素的资本文明中，获得了制度化的范式转换与理性化的工具支撑。而由此开启的人类社会的财富历史征程，在随后由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进而金融资本的历史过程中，不仅使得如康德所言的那种原本存在于人道之中的贪婪、占有欲等全部优越的自然禀赋在沉睡中被深层次地激发了出来，也使得人类社会因为在发现、制造、占有财富方面探寻到了一条史无前例的体制机制而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而也是人类财富发展“新时代”。来临的重要标志。我们甚至可以说，就关于财富生产和发展之有效举措的向度而言，人们就是“至今也还没有发明一套能够完全代替资本的机制”。
可以说，资本在财富生产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已经昭然若揭，但就“共富”而言，也许只讲到这点就要我们将认知统一到“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是走向共富的基本前提”上来恐怕是不够的。因为在我们的既有认知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观点：既然要走向并实现“共富”，那就必须要“消灭剥削”，而作为“无剩余不追求”的资本禀性以及在私有制背景下内在的那种使“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直接造成的“人与人相异化”。的异化因，却已经“天然”地将自己与“剥削”画上了等号。于是乎，在我们既有的认知体系中，“消灭剥削”就是要消灭资本，否则“共富”将无从谈起。这也正是在那个极“左”年代出现的“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由此比照当今中国而言，鉴于市场经济背景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以及包括外国资本、不断壮大的民营资本以及资本市场中的民众资本力量等各种带有非公性质的资本力量“共同发展”的基本事实，若从既有的认知逻辑出发，势必要求我们在实现“共富”的进程中消灭各种非公资本，否则，“共富”将徒有其名。显然，针对这一与社会现实间存在巨大反差的“共富”解读，势必要求我们进一步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消灭剥削”所应具有的历史内涵。可以说，这也是深入探究多种所有制资本存在境遇下“共富”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时必须要完成的前提性任务。
事实上，如果我们循着马克思从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再到《资本论》三卷的思路探寻下去就会发现，毕其一生探究资本内在奥秘的马克思在根本上谴责的，并不是这种如（1+V）n那样几何数般地在发现、制造、占有剩余上给整个社会财富带来了巨量增长并促使整个社会文明得到巨大提升的资本力量，甚至客观地说，就对资本促使整个社会文明（财富发展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论述和赞誉而言，至今为止，也没有哪个思想家可以超越马克思那般的深刻和宏伟；而马克思所要谴责并试图超越的，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资本为中介所形成的那种导致劳资间冲突对立的异化关系：即资本家在以资本为中介占有了由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使这些剩余价值继续转化为资本来实现自身增值的同时，还使这些剩余价值不但永不复归于劳动者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反而进一步使其成为支配与奴役劳动者的社会力量。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视野下给予这个以资本为核心的商品经济形态以充分赞誉的同时，进一步试图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探索如何“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从而使得整个社会财富在有效复归于人的过程中实现向更高形态的人类社会迈进的根本原因。而如果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中关于“剥削”的界定与“消灭剥削”的解决真如我们既有的认知那么简单，那么《资本论》写到“剩余价值的占有”一章时便完全可以打住，其后关于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剩余价值如何转变为资本、资本的扩张又是如何引起了一系列矛盾悖论等问题的论述探讨则纯属多余。
因此，我们必须从既有的“消灭剥削”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真正着眼于市场经济背景下通过资本运作产生的剩余价值的运行全过程来理解什么是“剥削”，而不是简单地把“占有剩余价值”这个行为片段从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抽引出来，并孤立地将其作为“剥削”的基本依据，进而通过消灭作为“占有剩余价值”之内在依据的“资本”力量来达到“消灭剥削”的目的。否则，如果我们在当下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无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节律以及本国财富生产发展所处的时空事实，一味地注重在道德至高点上过度贬低资本的历史地位，且以小生产时代背景下生成那种单向度的、直观感受性的“谁劳归谁得”的思维去替代现代社会大生产条件下生产过程日趋复杂、劳资界限日趋模糊的现实，进而采取那种一次性地没收资本所有者的一切财产，进而消灭生产资料所有权对劳动价值的分割、消除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权，从而达到让劳动者可以“真正”直接地占有自己全部劳动价值的举措，那么，这种“消灭剥削”的方式一旦实施，整个社会必将会因其阻断了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方式、进而切断了社会剩余价值集中起来投入到扩大再生产领域的有效动力机制，而会使整个社会生产力处于效率低下乃至停滞的状态，甚至再度会使我们在“共富”旗号下陷入那种本质上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的、因而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要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一一的非自然的单纯状态的倒退”。的尴尬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