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但在当下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进行财富生产的基本现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却使得我们必须在共富征程中直面“资本当下”与“共富理想”之内在紧张的同时，还应进一步住资本批判的高度上，本质地澄明当代中国在走向“共富”过程中所应具有的历史认知与核心举措：即充分发挥资本作用是走向“共寓”的基本前提，有效引导驾驭资本是走向“共富”的根本保证，健全与财富生产结构相匹配的分配机制是达致“共富”的核心指向，以此，才能全面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富”之路。
关键词：共同富裕；资本批判；剩余劳动；消灭剥削；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
中图分类号：B032/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025-09
一、“共富”何以读写？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历史地看，这一曾经糅杂着传统记忆与未来理想的“共富”追求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那段“懵懵懂懂”、“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的特殊历程并遭遇了社会主义财富运动过程中的“最大波折”。后，终于在邓小平同志开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在根本上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逐步实现“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焕发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之修改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正式确立，客观上意味着资本力量（包括不断引进的外国资本，不断壮大的民营资本，资本市场中的民众资本力量以及通过组建股份公司与改制后而来的国有资本等等）开始大范围地出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事实上，随着资本力量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直接支配包括劳动、管理、技术、自然资源等在内的诸多生产要素，其也“越来越成为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社会力量”。如此历史境遇，使得我们在财富生产和发展中得益于资本在发现、制造、占有剩余过程中的巨大优势而经历了GDP总量快速跃居世界前列、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更进一步提高、融入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舞台更为深入等伟大业绩的同时，也同样因为整个社会在财富生产和发展中客观存在的“无剩余不追求”的资本禀性与“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叠加，产生了诸多在《资本论》中就已被马克思揭示出的矛盾悖论，而贫困和富有就是其中之一。从国际银行测算且被学界多数认可的基尼系数看，中国近年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已经逼近了社会能够容忍的“红线”。
显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出现的“资本当下”与“共富理想”间的矛盾悖论，使得我们必须在资本批判的历史高度上，全面系统地就当下在走向“共富”过程中所应具有的历史认知与核心举措等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深入反思。笔者以为，在此过程中，下述几大核心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第一，如何科学地评判资本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富”目标中的历史地位？第二，因应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用资本来进行财富生产和发展而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找到一条可以引导资本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服务的有效路径？第三，也是社会舆论最为聚焦的，就是如何在此过程中，构建起一套既与当下财富生产结构相匹配、同时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相契合的财富分配体系？有且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全面深刻地把握自己当下所追求的“共富”之应有历史内涵的基础上，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富”实践推向深入。
二、充分发挥资本作用是走向“共富”的基本前提
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清晰地告诉我们，“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在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全程研究中，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逻辑设定：“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事实上，“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生产财富，构成了人类本质力量的特有指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占有、使用财富的历史。当然，基于财富与人之本质的内在关联以及人之本质的自由指向，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认知到，那种“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肯定“不是我的生命”。的本质。因为这种生产劳动追求的目的还只是停留在作为生物物种的层面上，只有超越生存需要的“自由的劳动”，才是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马克思为此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生产自由的劳动的价值所在：“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在后来的《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将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清晰地界定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由此可见，人类社会要想得到真正发展，人的自由程度要想得到真正提高，首要的条件就是能够寻找到一种能在本质上作为剩余劳动的社会财富得以不断增长的有效机制。
而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体坐标体系中我们发现，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尽管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传统中国在财富生产和发展中取得了曾有的辉煌成果，其所拥有的作为财富重要表现的金银货币总量甚至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均在当时的欧洲列强之上，但若从财富哲学的层面上来审视这个传统社会，我们却发现在这一整体上处于“重义轻利”氛围裹挟下的传统社会中，其中人们的那种诸如早在司马迁《货殖列传》中就已被揭示出来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朴素逐利行为和动机，却在“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的整体格局中被那种对社会抽象共同体和普遍信仰的过分强调所取代，而本该作为财富发展之质料因和动力因存在的个体差异和个体逐利诉求一哪怕是以分散的、孤立的、偶然的、碎片化的面目出现——却因自身总是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而了无光彩。作为一种历史必然，这一格局使得整个社会明显缺乏一种可以激发其中的社会个体去发现、制造、占有财富的内在动力，并因此也使自己失去了在财富实践中获得质向提升的诸多可能性，以至于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缺乏历史首创精神以及自然经济背景下的“周期律”和“循环律”的绵延更替成了这个社会的外显特征。这也使得黑格尔在审视这个民族时，不禁发出了“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