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是要诉诸于某种更有效的哲学分析而是诉诸于一个完全具体的和日常的经验。萨特通过三种情感反应：恐惧、羞耻和骄傲，来强调这一点，其中第二种情感反应迄今为止受到了最多的关注。
他者的注视引起恐惧，这是因为我认识到，作为肉体化的人，我是脆弱的。他者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物质方式来伤害我。但是他者作为另一个自我的区别性在这里并没有体现出来；因为我会害怕一种动物或者一场暴风雨或者一种病毒或细菌以及与之俱来的一场使人虚弱甚至致命的疾病。如果存在主义要想成为一种人道主义，正如萨特所宣称的那样，这种注视将必须具有一种更明显的人的意义。
萨特对于由他者的注视所引起的羞耻的关注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意义。我们在动物和无生命的自然面前不会感到羞耻，而仅仅在其他人面前感到羞耻，而其他人的内在主体性正是我们讨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最富戏剧性的时刻出现在他对于“注视”的描述中。我是一个偷窥狂，一个偷窥者汤姆（尽管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我正透过钥匙孔窥视。忽然我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我被看到了，我感到羞耻。更确切地说，我前反思地意识到自己是可耻的。J.N.芬德利（Findlay）显然还没有更新他对这段文字的记忆，他写道：“对于通过同一钥匙孔相互注视的两只眼睛，萨特或许能够设想其本质意义。但这种对抗，在多数情况下，最好被视为令人尴尬的意外，对于它们，不应该有大的本质喧闹。”对于这些经验，萨特对其本质喧闹大做文章，因为这些经验是如此日常，且如此深刻地揭示了他者以此被给予我们的方式。他者是主体，我们是由他者的Sinngebung所构造的“对象”。[他者的]注视说：“你真可耻！”这样做，也就定义了我，给我一个我未选择也不愿意接受的个体特征（identity）。
当对于注视的回应是骄傲的时候，情形似乎有所不同。当[他者的]注视说，“干得好”或“这么做是勇敢的”或“我爱你”的时候，其结果可能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而萨特理论的冷酷的消极论就不起作用了。要知道为什么情形并非如此，我们需要注意注视的两个特点。
第一，他者的注视对于作为一个自我的我的存在本身来说是必要的。让我们听听萨特是如何用他自己的话来重复这一点的。
然而，他者是在我自己和我之间必不可少的中介……我需要他者以便完全地认识有关我的存在的所有结构。自为（For-itself）与为他（For-others）有关（p.222）。在《精神现象学》中，我们被告知，黑格尔-
比胡塞尔取得了更大的进步。这里他者的显现对于世界扣我的经验“自我”的构造不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作为自我意识的我的意识的存在才是必不可少的（p.235）。正是在叙述了我如何听到走廊里的那些脚步声之后，萨特写道：
仅当我是一个与他者的纯粹相关时，我才为己地存在（p.260）。
因此，如果没有中介或一种不是我自身力量的对象化的力量，我就不能赋予我自己以任何的品质……他者告诉我我是谁（p.274）。
第二，当他者的注视对于我的关于我自己的经验，以及在衍生意义上关于世界的经验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时，这种必要性不是产生于一种我自身主体性的形式结构，好像它是一种康德式的先天似的。它源自于一个事实。我们谈论的是超越的东西而不是超验的东西，即论述——
这样一个事实，为他的存在（being-for-others）不是自为的本体论结构。我们不能设想从自为的存在（being-for-itself）推出为他的存在。……当然我们人类的真实性一定必然同时是自为和为他的。……在此我思所揭示给我们的只是事实的必然性：它是被发现的。……笛卡尔的我思只是肯定了一个事实——我的存在这一事实的绝对真理。以同样的方式，我们这里在稍微扩展的意义上使用的我思把他者的存在以及我的为他的存在作为一个事实揭示给我们。这是我们所能说的全部（p.282）。稍微换种说法，我们遭遇他者；但我们并不构造他（p.250）。
这里是这么一个事实，它是我自身的存在所必需，但在其中，意向性是逆转的，我被他者所构造而不能用我自己的注视去构造他者。我开始变得依赖、异化，事实上奴役于不再属于我的自由，一种没有限制的、不可预测的，且常常不可知的自由。这里与恐惧的情景所不同的是，注视对我做出判断或评价，赋予我以性质，并且在此意义上定义我。这是我的原初的堕落。注视不仅在他者以及他者的他者的眼中而且也在我自己的眼中定义我。因为在他者的判断中，我可以经常地且很容易地认识我自己；因此正是他者告诉我我是谁。
那么，为什么骄傲没有像羞耻那样照亮萨特的天空就变得很清楚了。诚然，那种说“干得好”或“这样做很勇敢”或“我爱你”的注视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欢迎的，而那种说“你真可耻”的注视在某种程度上则不受欢迎。但与在后一种情形中一样，在前一种情形中的我也不是我自身身份的主人。作为自由的我的超越性可以（重新）定义我自己，这超越了我过去行为或目前性情的任何实际性，而这种自由也被超越了。
这个堕落不涉及自原初伊甸园的放逐；它是原初的，其意义在于，它指向了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黑格尔式的主奴争斗的非衍生的和永久的事实，是比经济制度更为深刻和基本的层次。在评论唐·伊穆斯（Don Imus）使用言语注视以一些有辱人格的措辞来定义拉特格斯女子篮球队的黑人女球员时，政治专栏作家鲍勃·赫尔伯特（Bob Hebert），以一种非常萨特式的口吻写道：“处于巨大权力位置的人是那些对相对缺乏权力的人进行定义的人。”对于萨特来说，人类的存在就是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如果我能定义我自己和他者，那么我就是主人。如果他者定义我，那么我就是奴隶。
这一分析的神学意味不是首先在与原初堕落的相关中而是在与上帝的相关中被听出。在此我们发现了萨特的无神论的核心。在一个至少回到费尔巴哈（我倾向于认为，回到黑格尔）的比喻中，“上帝”成了其它事物的代名词。尽管在信仰者的用法中，上帝所包含的明确的内容是不真实的，根据萨特的看法，现实的意指（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潜伏内容）是真实的，是太真实的，而且是很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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