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话题又要回到这一节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上，即逻辑的“陷阱”。我认为，如果仅仅依据文学史前后阶段之间的联系，发现“五四”文学有晚清文学这一个前缘，就断定现代文学的开端在晚清，甚至找到晚清的某一部作品作为现代文学发生的标志，抹杀了“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更为本质的差异性，那末如前所言，按同样的逻辑可以把这个起点一路向前推，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失去了它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它只能与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南北朝文学、元明清文学并列在一起，成为一个断代的文学，成为“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而不再是一种区别于古代文学并与古代文学相对称的“现代文学”了。
三、“双翼”的舜动
以世俗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作为确定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理论依据所带来的第二方面的问题，是它可能造成处理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关系的困难。
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严格意义上说，是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同的文学系统。范伯群先生对此有很好的阐述，他说：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在时序的发展上，在源流的承传上，在服务对象的侧重点上，在作用与功能上，均与知识精英文学有所差异。如果不看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特点也就会被抹杀，它就只能作为一个“附庸”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这就不能科学地还中国现代文学以历史全貌。我读范先生的大作后的一点感想是，如果看不到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两者的联系，即在同一个时代语境中产生的体现了不同文化倾向的两种文学思潮，就有可能把体现了民间趣味的通俗文学排除在现代文学史的视野之外，忽视乃至抹杀它们对于知识精英文学的推进作用；但如果看不到两者的区别，除了范先生文中所指出的那种令人担忧的可能性外，我还担心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可能倒过来以通俗文学的规则取代现代精英文学的规则，从而颠覆和解构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规范和构架。范先生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先把现代通俗文学的问题放到现代通俗文学的范围里来谈，把现代精英话语建构的文学作为现代精英文学的问题来对待，没有把两者混同，然后再来考虑怎样把两者整合起来。他说，先把通俗文学“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进行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将它整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家庭’中去”，他把这项整合的工作称为通俗文学研究的第二道工序，作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提了出来。
那么，如何着手这第二道工序并把它完成呢？我在读了范先生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史后》后写了一点心得，其中说到：
这第二道“工序”，显然需要根据时代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对价值坐标加以适当调整，而不能简单地改变历史的判断，造成历史叙事的新的混乱甚至更为严重的断裂。这其中，当然包含了许多很有意味的问题，比如通俗文学所体现的世俗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所体现的启蒙现代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分别对后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评价两者的影响力？又如，20世纪初的通俗文学所体现的世俗现代性与20世纪末的世俗化思潮中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而后者与五四的启蒙精神的关系又应怎样理解？五四新文学批判通俗文学的正当性在哪里，五四新文学又为什么吸收了先于它的通俗文学的艺术因素，而这种从通俗文学中借鉴艺术经验而推动了新文学发展的现象后来又出现过，甚至像张爱玲那样真正把两者融为一体而取得了成功，这又应如何解释？五四新文学受益于通俗文学流行的背景，是不是就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整体地向前推移，不向前推移就难以说明五四新文学与20世纪初的通俗文学的历史关联了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中国知识精英所建构的文学作为一体的两翼，是如何双翼舞动飞翔起来的，也即是如何相互促进，在矛盾互动中共同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细致地研究的，而它们又都是从范伯群先生等人的通俗文学研究中所提出来的新问题。仅这一点，也足以显示范伯群先生这部新书的重要意义。上述问题，需要做专题性的研究，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但有一点我想应该强调，在中国语境中，世俗现代性虽是现代性的一种形态，但它有跨越不同时代的普遍性一面，包含了较多的民间的和传统的观念，与古代的传统容易取得谅解和妥协，而启蒙现代性则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为它是直接针对中国古代传统的缺陷提出来的，是直接反传统的，因而完全是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而且因其重视人而贴近文学的审美本质。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来说，或者从中国历史的未来发展角度看，世俗现代性可能会经不断的改造，以新的形态延续下去，甚至演绎得更加有声有色，而启蒙现代性却会在启蒙的使命完成后退出现实的舞台，成为一种思想史的遗产。可是不要忘了，未来社会可能存在的那种世俗现代性，一定是在其世俗外表里包含了更为前卫的时代内容，而启蒙现代性的精神则会在这些前卫的时代内容中体现出来，成为其灵魂。任何现代意义上的世俗生活，花样可以翻新，但最终都离不开启蒙现代性的规定。离开了启蒙现代性所规定的人的独立自由精神和人的基本权利，世俗现代性就会退化为古代世俗生活的情调和样式，失去其现代的特性。因此，我们在把握世俗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意义时，要在相对地更具有现代特色的启蒙现代性基础上来整合世俗现代性的丰富内容，而又从世俗现代性的更接近民间和传统的意义上来发掘其资源，从而推进启蒙现代性的民族形态的形成。
对此，范伯群先生曾用了一个形象化的表述：“一体两翼”。“一体”，是指中国现代文学，它显然是一种与中国古代文学相对应的现代的文学，我想应该是以最具现代特性的启蒙现代性作为它的思想基础，因而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上限不宜突破。“两翼”，是指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意思是中国现代文学少不了这两个方面；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我想这“两翼”的共存依据，就是世俗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的缠绕关系。具体地说，晚清的世俗现代性是中国启蒙思想产生的一个文化背景，甚至是中国启蒙现代性的源头之一，但它的现代性意义，则要到“五四”时期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发生时才充分地呈现出来，虽然它的一部分内容被“五四”启蒙运动压抑了。因此，可以把晚清通俗文学视为“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前奏（梁启超发动的文学改良运动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前奏），并从世俗现代性与启蒙现代的矛盾互补关系上说明“五四”文学革命先驱对它的批判。这种批判明显地是出于思想启蒙的时代需要，但其批判本身不应成为抹杀通俗文学中所包含的世俗现代性价值的理由，因为它原是另一种形态的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