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的口号，最早是由李泽厚在1995年出版的《告别革命》一书中提出的。他在与刘再复的对谈中说，革命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因而要改良，不要革命。李泽厚的“告别”论，会使革命历史无法从其自身的连续性上得到阐释，从而造成革命传统（正统）的断裂，所以没能得到主流的认可。但主流社会自身其实也在循着从革命到改革的方向调整策略。于是，我们看到革命的传统虽然没有中断，但对革命的阐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的意义更多地被解释成为现在民众容易接受的形式。经过这样的阐释，原初与传统完全对立意义上的“革命”已经变成与传统达成了妥协甚至和解的“革命”，其内涵和基本的精神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基于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世俗化潮流的兴起，反映了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市民的社会地位的提升。在这样的时尚中，降低“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突破“五四”上限、包容晚清的通俗文学创造了条件。它的积极方面，是使人们认识到“五四”新文学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前缘的，其源头之一就是晚清文学。在长期忽视晚清文学价值的时候，这有一种提醒和反拨的作用。不过，如果反拨过度，对世俗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关系处理不当，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或者脱离中国社会变革的特点，挪用西方现代性发展的模式，以世俗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那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所带来的问题可能会比它所解决的更多，也更严重。它所带来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先说第一个方面，即它有可能解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存在？无非它的对象是现代文学，其性质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本质性差异。可是人们会进一步追问：用来区别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性标准又是什么？如果仅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可以强调它的反封建性，它的白话形式，总之是着眼于它的现代的意识形态和现代的语言形式，虽然要从理论上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容易，但至少可以给出一条理论的边界，提出一个明确的标准。可是，如果要把这个标准落实到文学史中去，问题就复杂了。仅以现在一般所认可的反封建的内容和白话的形式这两条来说，就不容易明确地在文学史中指认落实。因为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找出一些反封建的思想因素和叛逆激情，非常容易；白话的流行也早已开始，即使是现代的白话，其实也在五四之前的白话报纸中广泛地使用。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历史分界点，即使有了明确标准，也只能看历史的大势，着眼于这个点是不是足以代表文学史的重大转折。稍为具体地说，一是看它变革的力度是不是足够大，大到足以代表一个崭新文学时代的开始；二是看这种变革是不是拥有系统的理论，倡导者是不是自觉地运用这套理论加以推动；三是看它对后来的影响，即此后的文学发展是不是以它为基础，前后是否保持了直接的联系？
按照这样的标准，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中，有可能充当现代文学发生标志的大致有：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在这些重大事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而且影响重大的，还是大家所公认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是现代文学的先驱者自觉地针对中国封建文化和旧文学而发动的，它标志着现代性的“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它提出的一套系统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有一种“历史断裂”的感觉，而此后的新文学发展又是直接以它为基础的。因此，“五四”文学革命最有资格充当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分界的标志。这已是老生常谈了。要突破“老生常谈”，还须十分谨慎。如果没有经过缜密考虑而简单否定“老生常谈”，或会造成混乱。比如突破“五四”上限，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追溯到晚清，甚至确定为晚清的某一部作品，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它看似创新了学科格局，可是最终会落入一个逻辑的“陷阱”，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解构。
依附于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之上的文化传统，原是一条不间断的历史长河。它可以突变，但不会完全断裂。要在“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之间找出前后的联系，是非常容易的。如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晚清的理由，那么我们可以按同样的逻辑，把这个起点进一步推向晚明。周作人就曾明确提出新文学的源头在晚明。要在晚明文学中找出一些晚清“起点”论者所看重的“欲望、正义、价值和知识”，也太容易了。晚明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晚明的出版业发达，晚明的名士风度，晚明的欲望叙事，仅就其与此前的社会和文学传统的差异而言，按晚清“起点”论的标准，哪一点不可以作为现代文学发生的依据？按此逻辑，我们还可以把“新”文学的发生标志进一步向前推，一路推向唐宋，推向两汉和先秦。因为仅仅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看问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找到一点现代性的思想情感元素和类似现代叙事技巧的因素也并非难事。于是，问题实际上回到了应该如何看待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前后联系和发展的阶段性差异之间的关系。为了方便起见，我把我以前一篇文章中的有关意见引述在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他的意思是说考察宇宙人生这样的对象，重要的是你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是变动不居的，从不变的角度看，则物我皆是无尽的。我认为，考察像“五四”文学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重要的也是你采取什么样的基本态度。如果从不变的角视度之，当可发现它与传统的历史联系，因为历史本来就是线性的、连续的；如果从变化的角度来考察，则又可以发现它与古典文学及其传统的巨大差异。于是，问题回到了到底应该从变化的方面还是从不变的方面来评价“五四”文学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取决于目的。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证明“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的联系，二是要证明“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对立。这两个命题都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对立的真实。而问题在于，这两个有待证明、并且可以证明的命题，其重要性有没有等级差异？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联系是隐性的，是通过传统自身，的延续性得以实现的，是通过作家所受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得以保证并体现出来的，而“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的对立则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所自觉追求的结果。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无视“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历史联系，但更要重视“五四”文学相对于晚清文学的新变。说到底，晚清文学的价值，要通过“五四”文学的更为成熟的新形式表现出来，而此后的新文学显然是直接在“五四”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