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成立的基础，是它的现代性。现代性并非单数。世俗现代性，包含了较多的民间和传统的因素，强调文学的娱乐消费功能。当它从启蒙主义文学史观那里取得话语主导权以后，就会要求把通俗文学纳入现代文学史，从而突破现代文学的“五四”上限。这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解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二是造成处理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关系的困难。中国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其“五四”上限不宜突破。在坚持现代性标准的前提下，中国现代知识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两翼”舞动，共同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从这样的战略性眼光看问题，急于突破学科的边界，有可能走向学科的自我解构。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学科独立；雅俗互动
中国现当代文学（下文统称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当下正处在重要的调整时期，其范围涉及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其实，各种新的现代文学史构想，都冠以“现代”名称，这说明大家都是在现代文学学科范围内思考问题，都有意把这个学科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区别开来，都致力于这个学科的发展。因而，本文的讨论也就着眼于这些新的构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存在和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方面。
一、“现代性”的歧义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成立的基础，是它的现代性。可是现在引起争议的源头，是现代性并非单数，而是复数，即是说存在着不同的“现代性”。
这个学科创建时，是以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为基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加白话形式，它的外延则又是由这一内涵规定的，其中包括它的1917年至1949年的时限。新民主主义的现代性，实质是政治革命所追求的现代性。它的基本内容，是要通过社会政治革命，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从而为生产力的解放开辟道路。
新民主主义所规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无法避开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一特点，因而按照这种理论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强调政治（无产阶级政治）标准的优先地位，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性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这影响了文学史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和选择。更为严重的是，后来一度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的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几乎窒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生气，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差不多成了中国“左”的政治理论的注脚。
20世纪80年代初，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启蒙主义关注的首先是人的现代性，它要通过人的现代性和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达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的目标，而不是像新民主主义那样侧重于通过社会制度的革命性改造来解决人的现代性问题，后者实质上是把人的现代性理解为随着社会制度现代化可以自然解决的问题，而这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一种幻想。以这种启蒙现代性的观念来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给中国现代文学史带来了重大的变化。比如评价文学，不再以文学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务作为价值尺度，而是以文学承担思想启蒙使命作为标准。对一系列文学现象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对鲁迅创作价值的认定，对左翼文学的评价，与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指导下的文学史有了明显的不同。现代文学发展的图景也不再呈现为从新民主主义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的不断进步的模式，而是认为中间经历了曲折，到新时期才接上“五四”传统，文学才又迎来了繁荣。
从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到启蒙主义文学史观的发展，意味着淡化了文学史中的政治革命因素，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告别革命”的形势是相吻合的。改革开放，在政治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清理“左”的观念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所以需要对革命及其遗产进行新的阐释。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把革命解释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淡化其阶级斗争的色彩，增加一些人性的因素，使之能够为当前世俗化社会的一般民众所接受。从这种变化中，我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由经济变革所带动的世俗化潮流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渗透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它的一个表现，就是用世俗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双重标准来建构更新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世俗现代性，是经过现代化包装的世俗观念，具有平民化的特色。它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让生活更具乐趣，使人的欲望获得充分释放。一切外在的社会禁忌或使命，无论是以革命的名义还是以启蒙的名义，都暂且放置一边，活着，并且活好，成了最紧要的事。现代传媒对于世俗化思潮的兴起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它用铺天盖地的广告诱发人的消费欲望，营造了一个欲望化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些作家把文学当作展示欲望的手段，直接参与了消费主义的大合唱。相比革命现代性的强调阶级觉悟，启蒙现代性的强调个人独立和权利，欲望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是为不同时代人所共有的，因而也是超时代的。世俗现代性可以因为加入了时尚的内容显得十分前卫，可是它的内质却是可以为不同的时代所共有。比如《金瓶梅》所展示的欲望，晚清的《海上花列传》所展示的欲望，和《上海宝贝》所展示的欲望，在表现人性的原始一面上，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两样，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由这种与时代联系不那么紧密的世俗现代性参与本来由启蒙现代性主导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必然地会给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带来深刻的变动。它强调文学面向市民的娱乐消费的功能，必然会要求把通俗文学包括晚清通俗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从而突破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上限。当然，很少有人主张以世俗现代性全面取代启蒙现代性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只是世俗现代性要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并且受矫枉过正的历史辩证法的影响，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抬高世俗现代性地位的倾向。这从其主导方面说，，体现了一种合理的反拨，是对过去相当长时期里片面否定世俗现代性、否定通俗文学价值的一种校正，但它所带来的问题，似乎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突破“五四”上限的“陷阱”
启蒙主义文学史观与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在认同“五四”作为新文学历史起点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意见一致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尽管对许多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评价发生了变化，但学科的基本结构却没有变动：中国现代文学还是被认为是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新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仍旧被认为是推动文学进步的力量。而世俗现代性所建构的现代文学史，明显地告别了“革命”的价值观，降低了“五四”对于新文学发生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