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国际环境明显恶化的压力。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充满着动荡和曲折，中国处于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对抗的地位。1962年上半年，国内形势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又明显恶化。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中印边界上的冲突与对抗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与日本建立了“安保条约”关系，美国在南朝鲜驻有重兵，中国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趋于严重化，在他看来国际上出现了“帝修反联合反华”的逆流。苏联变修了，那么中国有没有这种危险呢？
在内外交困的压力面前，党中央下决心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围绕农业、工业、教育等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并在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党中央高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分歧涉及到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价值判断，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对甄别平反的认识，对外交往的战略选择，等等：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和一些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王稼祥、邓子恢等持不同的观点。一些观点如“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工作中有不同的观点、看法都是正常的。但是从这些工作分歧中，毛泽东看出了“政治问题”，认为有一些领导人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感到了压力，感到了挑战，感到了威胁。不仅是对他本人，也是对他的路线，对他的社会主义模式。从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到国内防止修正主义，这似乎是顺理成章和不可避免的延伸。1962年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开会的第一天，毛泽东说：“我们除了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薄一波回忆说：“实际上，他在这里所说的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1962年上半年的‘三风’（即党内认识分歧）说的。”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写进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从而形成了全党的路线。毛泽东的基本思路也集中到抓阶级斗争上面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是对国际国内发展困境与压力的回应，但这一回应明显地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虽然经济调整还在进行，但是它在中国政治中已是从属性的举动，使得中国的发展走了10多年的弯路。
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临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压力，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形成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发展观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发展之路，是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思国内外发展经验与教训，正确回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发展新要求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
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在快速加大。1978年，我国打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政领导人很少出访的惯例，不断派人到国（境）外访问、学习考察。1978年邓小平出访了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这些出访给邓小平以极大的思想冲击。其他比较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等。
高层出访考察带来了强烈的思想震动。第一，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1978年lO月10日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第二，没有想到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好的东西值得学习。这些国家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如强调竞争，十分重视企业管理；注重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等。第三，没有想到发达国家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变化这么大。在西欧、日本等地看到工人的住房、工资水平、生活条件都比我们好得多。相形之下，我们落后太多了。
二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压力。从国内形势来看，1978年我们国家面临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邓小平在1985年8月21日曾经说过：“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
和国外进行比较以后，邓小平陷入了沉思，他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等问题上打出了沉重的问号。实际上，第二代领导集体承受着如何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压力。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邓小平就尖锐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也是发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信号。社会主义绝不能够再像“文革”这样搞下去了，中国再也不能像“文革”这样折腾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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