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之外，还同目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教会人员均在国内各神学院受到不同程度的培训，接受了国内现行比较统一的宗教音乐教育体系及思维、实践方式有关。
(二)赞美诗演唱活动登上主流文化舞台
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的主流化，还表现在多年来该类音乐表演活动相继走出教堂和怒江峡谷，逐渐登上各级主流文化舞台，进而体现出某种不同于以往仅注重宗教意义的世俗文化功能。
以怒江傈僳族基督教音乐的情况为例，近年来其走出本土教堂，进入不同世俗活动层面的现象非常普遍。笔者1999年圣诞节前往怒江做田野考察期间，曾参加了12月20日开始的阔时节系列庆祝活动。期间除了参观文娱活动和展览之外，还观看了六库镇边小山岗上的排路坝教堂里，傈僳族教徒举行的星期三的礼拜仪式全过程。12月31日晚，云南省电视台元旦联欢晚会在怒江六库设分会场，其中的一个重头节目，即由来自当地各村寨教堂，以基督教徒为主要成员组成的傈僳族农民合唱团在现场，以傈僳语及四声部合唱形式演唱了美国电影《魂断蓝桥》插曲、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当晚广场联欢时，傈僳族群众和来宾围着篝火，一齐唱跳《摆时》等多声部民歌。所以，作为外来者，这时我已经能够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既亲眼看到上述文字介绍中提到的各种曾经远赴北京、昆明展演的宗教与世俗题材的音乐表演节目，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旅游业在当地勃兴初期的热烈气氛。
走出怒江，走上省级和国家级的表演舞台，是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主流化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特征。据20世纪末我对怒江州歌舞团团长兼傈僳族农民合唱团指挥杨元吉老师等人的采访得知，怒江州以基督教音乐为根基的合唱音乐走出怒江，登上主流社会舞台的行动，至少可以追溯到1964年和1980年他两次率傈僳族业余演员赴北京参加少数民族文艺调演，参演节目均为采用傈僳族多声部民歌“摆时”改编的歌曲。粗略算起来，至20K纪末已经有五次赴北京和昆明献演的经历。
二、艺术化：进军“高雅艺术”和主流社会的直接通道
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一旦走出教堂，便摆脱了原有实用功能的束缚，进入了一条进军主流社会和“高雅艺术”，并将二者结合为一股文化潮流的直接通道。
(一)从表演形式和内容看其艺术化和进军“高雅艺术”的过程特征
采访得知，怒江傈僳族地区“农民合唱团”的后三次演出，即1996年10月9日应邀参加在昆明市体育馆举行的第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晚会，所表演的节目即采用傈僳语和四声部合唱形式来演唱美国电影《魂断蓝桥》中的苏格兰民歌插曲《友谊地久天长》(杨元吉1999)；1998年赴北京，在北京音乐厅参加“98中国第四届国际合唱节”，参赛节目为三首傈僳族多声部民歌“摆时”“优叶”“莫广”；1999年6月5日晚，僳僳族农民合唱团又赴昆明，应邀在云南艺术剧院参加了“99昆明国际艺术节”闭幕式演出，演出节目为“摆时”“优叶”“莫广”“友谊地久天长”和“欢乐颂”。
同样的代表性例子，还可见于富民县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进军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相比前述的几种全国性和国际性赛事或文化活动，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在中国是举办周期更为频繁、规律且更加广为人知的重大音乐赛事。2008年3月10日，第13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在北京开幕，在合唱赛场，来自云南省富民县小水井村苗族合唱团的44名苗族农民首场合唱的是“山里的太阳”。第二轮决赛中，演唱了德国作曲家舒曼谱写的“茨冈”。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
16日是比赛的第一天，来自云南富民小水井村的农民合唱团演唱曲目叫《山里的太阳》。听完之后，原来这首歌竟然是《弥赛亚》里的《为我们圣婴孩诞降》，他们用苗语演唱，这首高难度的歌曲他们尽然可以演绎得如此完美、震撼人心!他们的平均文化只有小学程度，可是不会比专业院校的唱得逊色，而是有过之而不及。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上述傈僳、苗等民族以多声音乐为代表的舞台艺术文化品种经由一个“本土生存”→“农民汇演”→“艺术展演”→“旅游展演”的发展途径，最终完成了某种由亚文化→主流文化→交叉文化的变异过程。这与当地官方、民间、教会多年来的密切互动，不断磨合，使其文化观念和艺术观念予以持续地转变、更新乃至不惜予以“包装”有关。对此，后文还将进一步讨论。
(二)出现艺术化倾向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活动走向艺术化道路，有其内部和外部的原因。若论其内部原因，在于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里，本身即潜藏着明显的艺术化因素和发展契机。比如说，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赞美诗的演唱，从来就有着较为独立的艺术和表演形式以及舞台表演的内部传统。在笔者1999年赴怒江州福贡县架科乡教堂考察圣诞节活动期间，在三天的时间里，15个乡村唱诗班轮番出现，共登台演唱赞美诗148首。除去重复演唱的部分外，约有108首曲目选自前述两本傈僳文赞美诗集。此外，在该次圣诞节期间还演唱了35首从手抄本或油印本选用的创作曲目，这些曲目一般都不会重复。可以想见，正是由于受到这样深厚的西方音乐文化影响和长期的艺术实践积累，才会导致傈僳族农民合唱团在电影节有那样令人惊异的、出色的艺术表现。
若论其外部原因，可见于根据国家、政府、旅游和学术诸层面的外部文化需求，促使当地宗教唱诗班不断获得各种赴外演出和展示其艺术潜质的机会。据1999年本人对州宗教局人士的采访获知，改革开放后傈僳族农民合唱的第一次外部展演(1996年)，起因于金鸡百花电影节组委会的一位成员过去来过怒江，曾经听过傈僳族教堂唱诗班以宗教内容唱那首电影中的苏格兰民歌插曲，故产生了希望他们用傈僳语和未受过训练的嗓音来予以再现，并以此产生较特殊的艺术和视觉效果的想法。正是因为这个偶然的想法和创意，导致了该合唱团随后赴昆明演出的艺术之旅。由于这次傈僳族农民合唱团的参演引起了主办方及外界媒体的好评和极力宣传，故使合唱团又获得了1998年受邀参加北京国际合唱节演出的第二次机会。此后，这样的外出表演机会便不断地纷至而来。
三、旅游化：“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中彰显的“他者”形象
云南省内凡存在基督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地区，几乎都有交通不便，环境封闭，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等自然和经济文化特征，属于比较典型的贫困区域。不言而喻的是，也正因为上述原因，外来的基督教早期才能够在此类区域扎根，同时也在这类地区发展和创造出一类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以外来的基督教同本土传统文化的交融为特点的奇异文化景观。在经济全球化和旅游业无孔不入的今天，与众不同的宗教文化无疑也是一笔发展旅游业的宝贵资本。因此，作为一项可供开发的文化投资，当地的官方和民间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起，企图通过将基督教赞美诗作为艺术歌曲参加歌唱比赛和走进电视等途径，争取以此进人体制化和主流化领域；同时也想借此扩大影响，拓展自己在旅游业中占据的份额。下面兹举傈僳族和苗族地区的情况为例：
在开发和利用本土、本族基督教音乐文化资源进行旅游业建设的诸民族地区里，云南省怒江傈僳族地区是起步最早，并且在发展态势上较具规模的一个典型例子。如今，你只要在互联网上输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