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1世纪之交，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异现象，例如核心经曲、经腔及表演方式的主流化倾向。一方面，循着传统的惯性，不同族群区域仍然使用本民族文字赞美诗；另一方面，由于基督教会的大力推广，汉文版《新编赞美诗》在不同地区都不同程度获得了应用。另外还有艺术化和旅游化(商业化)的倾向。当地人企图通过将基督教赞美诗作为艺术歌曲参加歌唱比赛和走进电视等途径，以争取进入体制化和主流化领域；借此扩大影响，拓展自己在旅游业中占据的份额。再如日常宗教歌曲的通俗化和音乐表演的包装化。一方面，基本的教理、教义和活动方式仍然保持过去的传统，体现出本土人眼中“西方主义”的文化景观；另一方面，通过与境内外其他教会及社会阶层的直接交流，形成了基督教音乐国际化——流行音乐化的现象。本文结合与以往变异现象的比较，以对该类宗教仪式音乐进行跟踪考察和阐释。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 基督教 仪式音乐 赞美诗 文化变异
作者简介：杨民康，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云南少数民族拥有十分丰富的宗教信仰文化形态。基督教传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已有100多年，从该教音乐文化在云南传播的情况来看，其中包含了来自欧美各国基督教浸信会、内地会、循道公会等不同教派的赞美诗音乐，采用外国传教士创制的各少数民族文字编配之后，与少数民族文字《圣经》一道成为一种具有多源性的、本土化了的宗教艺术形式。信仰基督教的各云南少数民族皆为亚文化族群，百余年来，这些亚文化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中国当代社会主流文化层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自身固有的族群文化(含音乐文化)也在彼此不断磨合、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文化变异现象，并因此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交叉文化层面。鉴于“主流化”是多种文化变异现象的中心和导因，故首先在此予以讨论。
一、主流化：赞美诗文本、演唱形式及其活动方式的趋同现象
21世纪之交，在信仰基督教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汉文赞美诗作为传播手段方式在各民族教会的普及推广以及赞美诗音乐表演活动在国内都会城市、主流社会阶层较频繁的现身展示，是这一时期基督教音乐文化主流化倾向的两种具体表现。
(一)文本、谱式、核心经曲和经腔的逐渐趋同
西方基督教传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初，曾经存在着按照不同教区的区划设置，各种采用不同记谱法记谱，内容亦不相同的赞美诗集并行于世的状况。如今，鉴于汉语作为目前中国最主要的一种族际语(普通语)，在中国不同社会阶层、族群文化之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传播、沟通作用，中国国内的主流教会及地方教会也出于种种现实性需求，对汉文赞美诗予以大力推行，从而产生了一种基督教赞美诗核心经腔、经曲的主流化现象。
1.传统赞美诗的状况与分布
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云南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地区，按照各教区的自然分布，基督教赞美诗的流传和分布状况也各有差异。以怒江傈僳族地区的情况为例，当时使用最多的赞美诗本为20世纪40年代由传教士编选的319首传统《傈僳文赞美诗》，50年后，当地傈僳族教徒已经感觉上述诗本不够使用，故在当地教会主持下，重新编选了另一本含268首曲目的新编赞美诗集。除了以上两本主要诗本，怒江地区大约还小量流行着几种别的傈僳文诗本。其中三本原来分别为由怒江各县迁往缅甸的傈僳族教会，如神召会(由福贡县迁往缅甸)、浸礼会(由克钦人教会里分化出来的傈僳族教徒)和基督会(由贡山县迁往缅甸)分别使用，缅甸傈僳会(原怒江内地会)尚在使用前述的《颂主歌曲》，据说在缅甸该诗集目前已经增编至600余首。再以景颇族的情况为例，云南省德宏州景颇族迄今流传有用四五种不同乐谱谱式和民族文字记载的赞美诗本：1)用老景颇文记词，用五线谱记谱的多声部赞美诗集(含402首，铅印)；2)歌词同前，无乐谱的诗歌集(铅印)；3)用景颇文记词，用字母谱(景颇语：来嘎努，油印)；4)用五线谱和字母谱分别记谱，用缅文记词的多声部赞美诗集(油印)；5)用汉文记词，简谱记谱的单声部赞美诗集(442首，铅印)。
2.传统赞美诗所用的记谱法
自18世纪西方基督教传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以来，迄今存在并使用着自创或借入的三大记谱法系统：1文字谱系统；2简谱系统；3五线谱系统。仅以文字谱系统为例，迄今在该类地区尚使用如下两种字母谱类型：
1)苗、彝、傈僳等民族的“波拉德”字母谱体系
以往关于“波拉德”苗文，有下述不同说法：(1)西方传教士根据苗族妇女绣花图案“杜造的‘框格式苗文”；(2)一种基于拉丁字母体系，兼有柏格理个人独创性发明因素的文字系统。(3)据柏格理本人日记，他的这个创意曾经受到了北美洲印第安人中的循道公会传教士运用音节主音事例的启发。从形式上看，波拉德字母谱基本上是在常见的拉丁文字母谱基础上加以演变而成。其中的大部分字母是简谱读音的首字，只有少数几个音级字母已经按照苗文规律加以变化。另外，在波拉德字母谱中，凡升、降半音和表示简谱中高八度、低八度的音列，均采用了波拉德苗文中类似声调标记符号那样的标记法。据笔者调查，当时在云南省各少数民族中主要流传着如下几种采用波拉德文字谱记谱的赞美诗集：(1)苗文字母谱。《苗文颂主圣歌》，含赞美诗275首，以单声部赞美诗为主，杂有16首四声部赞美诗。(2)黑彝文字母谱。《颂主圣歌》含有赞美诗361首，全部是单声部。(3)傈僳文字母谱。傈僳文《颂主诗歌》，含293首四声部圣诗。
2)景颇族“来嘎努”字母谱
该类乐谱谱式唱词所用的景颇文，据调查最早是由美国传教士库森(Cushong)于1876年在缅甸开始创制，由美国传教士欧·汉孙(O.Hanson)于1880年重续，由英国人英若(Imrom)于1915年编制出版了景颇文课本1－4册，经缅甸教育部批准在缅甸景颇族地区使用，1936年后在我国景颇族地区得到推广。“波拉德”苗文谱和“来嘎努”景颇文字母谱的共同点，在于均采用了少数民族语言为主要的唱词语言，并且都尽量使其赞美诗乐谱的记载系统同语言的文字系统相一致，最大程度地便利了少数民族信教群众接受和学习的过程；其相异之处，在于“波拉德”苗文谱所用的谱式符号和唱词文字符号都根据苗族的语言和文化特点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在对少数民族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借鉴方面具有更为鲜明的民族化特点；“来嘎努”景颇文字母谱和景颇文唱词则保持了更多西方拉丁文字母体系的特点，其中字母谱中还含有较多对英国梭发谱的继承性因素。
3.赞美诗传播的现状及其变异
一方面，循着传统的惯性，不同族群区域仍然使用本民族文字赞美诗；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大力推广，另一本由该协会出版的汉文赞美诗集《赞美诗新编》在不同少数民族地区都不同程度获得了应用。在苗族地区还出现了由云南省教会组织本地教徒翻译，由波拉德苗文及乐谱《颂主圣歌》译为汉文的赞美诗译本，从而在该类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一种新的基督教圣诗的本土化浪潮。
上述赞美诗文本、谱式、经腔、经曲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趋同现象，除了同宗教生活实践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