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胡人活动空间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16：
谷水又南，迳白马寺东。……谷水又南，迳平乐观东。李尤《平乐观赋》曰：“乃设平乐之显观，章秘伟之奇珍。”华峤《后汉书》曰：“灵帝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奇兵骑士数万人，天子住大盖下。礼毕，天子躬擐甲胄，称无上将军，行阵三匝而还，设秘戏以示远人。”故《东京赋》曰：“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
这里的“远人”，应该是指包括西域胡人在内的“荒服之宾”。在汉灵帝时，国家在白马寺南之平乐观举行“以示远人”为目的的国礼，宣扬威德，怀柔四方。作为国家外事机构的鸿胪寺和举行“以示远人”国礼的平乐观，都设在城西地区，可以说也是城西地区为西域胡人的传统聚居地的旁证。
作为国家外事机构的鸿胪寺和举行“以示远人”国礼的平乐观，为何都设在城西地区?是否意味着城西地区为西域胡人的传统聚居地?
从东汉魏西晋都城洛阳建筑遗址空间结构来看，已改变了先秦以来传统的“前朝后市”格局，国家权力机构仍然位于宫城及内郭城中央区域，国家礼仪建筑位于城南，而城市居民坊里则主要分布于东西城外区域，并在东西城外民居中心地带各设一“市”，所谓“西市”和“东市”。通俗地说，洛阳宫城和郭城内及城南地区是以“君子”为主体的空间，郭城外东西地区是以“小人”为主体的空间。西域商胡的商业活动，当然与城外的“市”密切关联，其生活空间或聚落，应该也大多分布在“市”的周围坊里，后世所谓“化外人，法不当城居”，应是历代沿袭的古老城市制度。如后来北魏在都城洛阳宣阳门外城南地区新辟“南市”，并设“四夷馆”、“四夷里”，隋代在东都洛阳建国门外设“四方馆”。特别是唐宋以来，沿海蕃舶贸易的兴起，朝廷对境内胡人社区的贸易、生活等监管制度亦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历史上沿海通蕃城市的商胡聚落，亦大体安置在城外。或者说正是这一古老传统的重要环节。我们发现汉晋时期西域胡人活动空间似与洛阳城西地区的“洛阳大市”相关度更大，是否可将洛阳城西的白马寺视为当时胡人活动空间的古老标识之一?据《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记载，白马寺西边就是“洛阳大市”：
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辆车为事。……别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神龟年中，以工商上僭，议不听金银锦绣。虽立此制，竞不施行。
“洛阳大市”是北魏洛阳的大市场，我们似有理由推测，北魏时期“洛阳大市”也是汉、晋时期老市场，是胡人传统的聚居地区。尽管晋室南迁以后，经历了近二个世纪的动荡，但是人们凭着生存意志、记忆和遗存，在合适的条件下重建。特别是上引材料中提及的大市东部“通商、达货”二里，靠近白马寺，从字面看，似为汉晋时期胡人商业和生活区域。《后汉书》卷34《梁冀传》：
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又起兔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兔，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
桓帝延熹元年(158)，诛梁冀，“散其苑囿，以业穷民”。梁冀苑囿、兔苑位于洛阳大市西北一带，《洛阳伽蓝记》卷4《法云寺》载：
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南有皇女台，汉大将军梁冀所造，犹高五丈余。景明中，比丘道恒立灵仙寺於其上。台西有河阳县，台东有侍中侯刚宅。市西北有土山鱼池，亦冀之所造。即《汉书》所谓“采土筑山，十里九阪，以象二崤”者。
可见在东汉时期，白马寺、洛阳大市一带确实有商胡活动。上引材料似乎还表明，在东汉桓帝以后，白马寺附近的胡人聚居区域向西边有所扩展。
大概正因为洛阳城西地区为胡人传统的聚居地，故汉晋间该地区的佛寺还不止白马寺一处，同书同卷《宝光寺》：
宝光寺，在西阳门外御道北。有三层浮图一所，以石为基，形制甚古，画工雕刻。隐士赵逸见而叹曰：“晋朝石塔寺，今为宝光寺也!”人问其故，逸曰：“晋朝四十二寺尽皆湮灭，唯此寺独存。”指园中一处曰：“此是浴室，前五步，应有一井。”众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虽填塞，砖口如初，浴堂下犹有石数十枚。
又，《高僧传》卷10《安慧则传》还记载了传主在西晋永嘉间住在“洛阳大市寺”，如果此“洛阳大市寺”的寺名含义是位于“洛阳大市”的佛寺，当然也在洛阳城西地区，说不定还是白马寺或石塔寺的俗名。
西晋后期，洛阳城西地区还有沙门法始所造佛寺1所，尼僧净检所造竹林尼寺1所，应该也包括在“晋朝四十二寺”里面。《比丘尼传》卷1《晋洛阳竹林寺净检尼传》：
净捡，本姓仲，名令仪，彭城人也。……后遇沙门法始，经道通达，晋建兴中，于宫城西门立寺，检乃造之。始为说法，捡因大悟。……捡即剃落，从和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于宫城西门，共立竹林寺，未有尼师，共谘净捡，过于成德。
据《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记载，北魏迁都洛阳后，又在城南地区新辟四夷馆，四夷里，以处四方来客：
永桥以南，圆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日归正，二日归德，三日慕化，四日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
自葱岭已西，至於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馀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成悉在焉。别立市於洛水南，号日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
但城西地区仍为西域胡人重要聚居地是肯定的。大概正因为城西地区是传统的胡人聚居地，故北魏宣武帝时为安置“百国沙门”造永明寺，仍然选址在城西，《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觉寺东。时佛法经像，盛於洛阳，异国沙门，成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庑连亘，一千余间。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百国沙门，三千余人。
北魏时乌场国僧人昙摩罗亦在“洛阳大市”北部、紧挨着宝光寺西边、同时亦紧挨着白马寺稍北，又修建了非常胡化的法云寺：
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门昙摩罗所立也。在宝光寺西，隔墙并门。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摹写真容，似丈六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在双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