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
愍怀太子好市贪利之情，跃然纸上。以“宫中为市”娱情取乐，其源也远，其流也长。愍怀太子大概为了增加宫市趣味，很有可能在“宫中为市”同时，还招引胡贾入宫市，进而引进佛教习俗。愍怀太子在宫中建佛塔，供奉佛经，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16《谷水》条：
谷水又南，迳白马寺东。昔汉明帝梦见大人，金色，项佩白光，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名日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始以榆楼樸盛经，白马负图，表之中夏，故以白马为寺名。此榆檬后移在城内愍怀太子浮图中，近世复迁此寺。
本传不记愍怀太子奉佛事迹，但谓其“小字”为“沙门”，或可能缘于母家，与洛阳市井奉佛胡贾有所交接，沾染奉佛习俗。愍怀太子后遭贾后谋杀。
第四个例子是石崇奉佛，《晋书》卷33《石崇传》：
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征为大司农，以征书未至擅去官免。顷之，拜太仆，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一名梓泽，送者倾都，帐饮于此焉。至镇，与徐州刺史高诞争酒相侮，为军司所奏，免官。复拜卫尉，与潘岳谄事贾谧。谧与之亲善，号曰“二十四友”。广城君每出，崇降车路左，望尘而拜，其卑佞如此。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
石崇后因“财产丰积”遭人诬害，斩于东市。本传虽未明言石崇财产正常来路，但亦有所透露：
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
王敦比石崇为子贡，子贡以经商著名，盖石崇与商业有很深关系矣。本传亦未及奉佛事，但见之于《弘明集》卷1《正诬论》，谓“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诛云云”。
上举四位奉佛汉人——其中至少有三个是属于“君子”阶层，或好市井，或“招聚奸猾”，或聚众寇盗。这些佛教初传汉地时期汉族“君子”奉佛史实之所以给人“负面”印象，其中是否包含着“君子”交往“失类”的意思呢?特别是东汉光武朝“沛王案”后，“旧防”严紧，封王“交通宾客”或官员“交通财贿，共为奸利”，理应“案律治罪”的。
问题在于，汉地社会至迟自周代以来即以农业立国，故形成抑商的环境，市井商人社会地位很低；但商胡所出的西域地区，大多以商业为本，胡人“善市贾”，重商尚利，商人在西域社会的地位并不低。所以，当西域商胡及其佛教进入汉地社会环境后，尤其是胡族在中原建国时期，城市商业的繁荣、商人的“逾制”、佛寺的大肆兴建、邑义组织的兴起等等，是与胡化力量的展开联系在一起的，如北魏都城洛阳的商业景象以及大商人刘宝等“工商上僭”的作派，北齐商胡后裔和士开把持朝政，导致“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的局面。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佛教在印度的形成和展开是与商业阶层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佛教与商业的联系，也成为佛教的基本性格之一。毫无疑问，常见以“祗园故事”加以通俗表达的佛教“施财”观念，正是以商业环境为背景的。佛教戒律尽管禁止僧侣积累私财，但鼓励并大肆聚敛“佛财”。所以，佛教传人汉地社会以来，受到汉地舆论最激烈批评之一，就是佛教的“奢靡”。可以说，自佛教传人汉地以来，批评佛教“奢靡”的言论就一直没有停歇过。梁释僧佑《弘明集》卷1所收《正诬论》(未详作者)引时人批评佛教言论云：
(佛教)道人聚敛百姓，大构塔寺，华饰奢靡，费而无益云云。
又，同书卷8刘勰《灭惑论》引《三破论》云：
《第一破》曰：(佛教)入国而破国者。诳言说，为兴造无费，苦克百姓，使国空民穷。众所周知，唐武宗灭佛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恶僧尼耗蠹天下”。上引佛教初传汉地汉人奉佛四例，亦均与“奢靡相尚”联系在一起的。
二、洛阳的“市”、胡人聚落和佛寺
奉佛胡族在洛阳的佛教行事，至迟可以追溯到东汉桓帝时期，《出三藏记》卷13《支谶传》：
支谶本月支国人也。操行淳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汉桓帝末，游于洛阳。
又，同书同卷《支谦传》：
支谦，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越年七岁，骑竹马戏于邻家，为狗所啮，胫骨伤碎。邻人欲杀狗取肝傅疮，越曰：“天生此物为人守吠，若不往君舍，狗终不见啮。此则失在于我，不关于狗。若杀之得差，尚不可为，况于我无益，而空招大罪?且畜生无知，岂可理责?”由是村人数十家感其言，悉不复杀生。……(越)十岁学书，同时学者皆服其聪敏。十三学胡书，备通六国语。初灵桓之世，支谶译出法典，有支亮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
从支谦“受业于亮”，“支亮资学于谶”的关系来看，其祖父于“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的地点为东汉首都洛阳，应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在东汉后期，洛阳已经存在奉佛胡人侨居聚落，其规模为“村人数十家”。汉文古籍直接记载胡人聚落材料极少见，1907年敦煌出土的粟特文信札第2号包含有西晋末年胡人聚落规模材料，有参照价值：
有一百名来自萨马尔罕的粟特贵族，现居黎阳(今河南浚县)，他们远离家乡，孤独在外。在口有四十二人。
材料中的“一百名”、“四十二人”，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百名”、“四十二人”的商胡?是否也可以分别转换为大约“一百户”和“四十二户”规模的商胡聚落?
依西域佛教礼俗，奉佛胡人会在其聚落中建立佛寺。反过来说亦然，佛寺所在，应该亦正是奉佛胡人聚落所在。上世纪20年代，洛阳曾出土后汉灵、献时期的怯卢文题记石井栏。据林梅村先生重新解读，内容为：
唯……年……第十(五)15(日)，此寺院……顺祝四方僧团所有(僧)人皆受敬重。怯卢文为当时贵霜帝国的官方文字之一，故此怯卢文题记石井栏，是洛阳存在胡人聚落与佛寺的有力物证。可惜怯卢文题记石井栏出土地点无明确记录。
梁释僧祐《出三藏记》卷7《魔逆经记》：
太康十年(289)十二月二日，月支菩萨法护手执梵书，口宣晋言，聂道真笔受，于洛阳城西白马寺中始出。折显元写，使功德流布，一切蒙福度脱。
此处“洛阳城西之白马寺”，即世传中国最早佛寺之洛阳白马寺应是没有问题的，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
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
世传洛阳白马寺前身为鸿胪寺，是汉代接待外国宾客的国家外事机构，其中当有可信的成分。因为鸿胪寺作为国家外事机构，应配置有邸舍，用于外国使者及商客食宿；甚至有库房，用于存放贡物或货物。鸿胪寺的邸舍，成为最初聚集西域胡人(包括商胡和僧人)的地方，成为胡人进入中原国家最初的落脚点。随着胡人的增加，其留居点向鸿胪寺周边扩散，便形成了相对集中的胡人活动区域。白马寺前身是否为鸿胪寺，需要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证实，但白马寺处在鸿胪寺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