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佛教僧团主体的民族属性，提出胡族佛教和汉族佛教两个概念，进而构建了汉地佛教史的理论框架：以胡族僧团为主导的“前史”和以汉族僧团为主导的“正史”。在此框架内，考证、审视了属于汉地佛教“前史”范围内汉魏西晋时期都城洛阳的“市”、胡人聚落与佛教的关系，认为可以将该时期的佛教行事大致限定在胡人从事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聚落空间内。
关键词：市 胡人聚落 胡族僧团 汉族僧团 胡族佛教 汉族佛教
作者：叶德荣，1962年生，少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我将汉地佛教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胡族僧团为主导的胡族佛教时期，我称之为汉地佛教“前史”，第二阶段是以汉族僧团为主导的汉族佛教时期，我称之为汉地佛教“正史”。汉地佛教“前史”的胡族佛教，可以视为西域胡族佛教在汉地的延伸；汉地佛教“正史”的汉族佛教时期，则以东晋期释道安僧团形成并主导汉地佛教为标志。
佛教是西域胡族传统礼俗，故佛教不可能以独立的文化实体而传播，必须依附于奉佛习俗的胡族人群向外殖民方可实现。依常理推论，佛教传人中国汉地社会，应先以侨居汉地的胡族生活聚落为着落点，然后浸染周边汉族人群，并进一步被汉族人群所接受。由于有关中国早期佛教的文献，都是以汉字为载体、并且基本上都是由汉族士人记录下来的，所以，所描述的也就大多限于出现在汉族生活空间的经典传译、佛寺营建、僧人游化等情况，而对于侨居汉地的胡族聚落内部佛教实态，几乎一无所知。后世治中国佛教史者大多直接从汉人奉佛开始，遮蔽了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前期侨居汉地胡族奉佛的这一段“前史”，因而也模糊了中国佛教的基本面貌。
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后而形成的“丝绸之路”，是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的一次大脉动。记载中古时期西域诸国(特别是葱岭以西诸国)历史的汉籍屡记西域胡人“好货利”，“善市贾”，“利之所在，无所不到”。故西域胡人不远万里，前赴后继，来到中原地区，从事商业活动，乃至滞留繁衍殖民，形成胡人聚落，大多与中国中古时期的“市”——特别是都邑的“市”，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而有奉佛习俗的西域商胡来到中原地区后，自然也带来了佛教。所以，将佛教与都邑的“市”、胡人聚落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也许能为我们带来一幅更为广阔的图景，同时也可能形成审视佛教的新视点。
洛阳为东汉、魏、西晋三朝都城，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都城洛阳不仅是该时期中国汉地的佛教中心，也是“丝绸之路”东端的商业网络中心枢纽。本文通过“佛寺一聚落一市场”三棱镜，重新透析东汉、魏、西晋时期都城洛阳佛教。
一、佛教初传中原地区时的社会环境
在研究中古时期中原国家与西域胡族的关系时，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到先秦以来中原国家对于西域胡族的传统观念环境。周代以来，在传统的国家空间“五服”观念影响下，尤其是汉代儒教国家化完成以后，已经形成中原国家本位意识。在儒家观点看来，西域胡族(包括佛教僧侣)便是“声教不及”的“荒服之宾”了。所以，中原国家招徕四夷，宣威纳贡，实为怀柔远方。而四夷来到中国，则被视为“慕义而至”。
梁释僧事占《弘明集》卷12《桓玄与王令书，论敬王事》中说：
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为之检耳。
毫无疑问，在当时传统的中原士族观念中，西域商胡及僧人亦归于市井“小人”阶层。晚至萧梁时期，南朝士人仍持此观念，见于《南史》卷70《郭祖深传》所录传主谏梁武帝佞佛书：
夫君子小人，智计不同，君子志于道，小人谋于利。志于道者，安国济人；志于利者，损物图已。道人者，害国小人也；忠良者，捍国君子也。
现存文献记载的汉晋间汉族“君子”奉佛事迹中，为什么总带着明显的“负面”印象?最为人知的例子便是东汉楚王英奉佛，据《后汉书》卷42《楚王英传》：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65)，诏令天下死罪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十三年(70)，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遣大鸿胪持节护送，使伎人奴俾工技鼓吹悉从，得乘辎靳，持兵弩，行道射猎，极意自娱。男女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玺绶，留住楚宫。明年，英至丹阳，自杀。立三十三年，国除。
楚王英于建武十七年(41)进爵封为楚王，二十八年(52)就国，可知传中谓其“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招聚奸猾”，应在洛阳生活时期。本传未言楚王英“交通宾客”、“招聚奸猾”与晚年奉佛的因果关系，但参照济南王康行迹，似有可比之处，上引同书同卷《济南王康传》：
康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其后，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缯帛，案图书，谋议不轨。事下考，有司举奏之，显宗以亲亲故，不忍穷竞其事，但削祝阿、隰阴、东朝阳、安德、西平昌五县。建初八年，肃宗复还所削地，康遂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无节。
窃疑楚王英亦有“多殖财货”之背景，因而“交通方士”，进而“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第二个例子是三国笮融奉佛，据《后汉书》卷73《陶谦传》：
陶谦字恭祖，丹阳人也。少为诸生，仕州郡，四迁为车骑将军张温司马，西讨边章。会徐州黄巾起，以谦为徐州刺史，击黄巾，大破走之，境内晏然。……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初，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及曹操击谦，徐方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融利广陵资货，遂乘酒酣杀昱，放兵大掠，因以过江，南奔豫章，杀郡守朱皓，入据其城。后为杨州刺史刘繇所破，走入山中，为人所杀。
丹阳为楚王英流放地。至汉末乱世，丹阳人笮融聚集流民，又大举佛事，可见此地已有“奉佛传统”。但将“奉佛传统”归之于120年前楚王英，理由似嫌单薄，不如推求彭城、丹阳地区商胡聚落存在之背景。
第三个例子是愍怀太子奉佛，《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
愍怀太子通，字熙祖，惠帝长子，母日谢才人。……及长，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不能尊敬保傅。……于是慢弛益彰，或废朝侍，恒在后园游戏。爱埤车小马，令左右驰骑，断其鞅勒，使堕地为乐。或有犯忤者，手自捶击之。性拘小忌，不许缮壁修墙，正瓦动屋。而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园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