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模式赋予人们改造环境的能力。宗教与科学的影响如是之大，人类历史未来的方向将取决于现代人如何看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因为，现代科技使得人的力量得到了高度放大，以至于任何重大失误都可能造成整个人类的生存危机。
面对生存危险，人们重新呼唤人文、呼唤神圣。因为科技的发展就是世俗化、现代化的发展。发展到了今天，神圣的领域几乎消失殆尽。但是，人类文化是需要神圣保障的。唤回或重建，不能也不可能倒退回前现代的神圣文化去。不过，至少文化的核心部分——价值体系，必须要有神圣保障。因为人的尊严是神圣的，在人类文化的核心中，人的尊严体现在他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品质上，不受利害得失左右。可以说，人的尊严就是精神灵性的尊严、道德的尊严。
因此，否认了神圣的价值保障，也就是失去了人的尊严，失去了灵性精神和道德的尊严。这正是现代主义以去神圣化开始，后现代主义以否认人性告终的历史教训。给人们的启示是，宗教在面对科技带来的危机时，可以努力恢复和重建新的价值体系，不仅超越世俗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成为价值规范的神圣保障，而且还能跨越前现代的神圣文化，吸收现代文化包括科技在内的文明成果，融合成一种新文化类型，提供灵性精神的高度和道德的界线。
今天，有的宗教因在历史上与科学发生的冲突，至今还没有厘清与科学的关系；有的则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化，对于现代科学的认识还需待以时日。新兴的巴哈伊教产生于“人类成熟时期”，它没有背负历史的包袱，对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有一个简单明快的认识，主张实现宗教和科学的和谐。
巴哈伊教的核心是系统阐述人的精神实质，以及支配现实世界运作的法则。它不仅将个人视为精神的存在、一个“理性的灵魂”，还坚信人类整个文明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的头脑和心灵，逐步创造出更为复杂的和有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与生俱来的道德和心智能力。这里，不仅强调人的灵性精神实质，也强调人类历史的灵性精神过程。因此，绍基－埃芬迪说：“宗教信仰的核心是把人与上帝统一起来的神秘主义感情，与所有别的神圣宗教一样，巴哈伊信仰也具有神秘主义的基本特征”。他强调的也是灵性、精神性，即宗教性。
巴哈伊教认为，只有一个上帝，即宇宙的创造者。横贯历史，上帝已通过一系列的使者向人类显示了自已。每一位神圣使者都创立了一个宗教。这一系列的使者作为神圣教育者，传达了一个与历史同步的、普世适用的“上帝的计划”，旨在教育人类认知神圣的造物主，并培养人类的灵性、知识和道德能力，其目的一直是为一个全球性的、不断演进的文明铺路。
这就是巴哈欧拉关于上帝、宗教、人类及其灵性之教义的精髓。巴哈伊教常常将这些信念简单地表述为：“上帝惟一、宗教同源、人类一家”。与此相配合的理解是，人的本性从根本上是灵性的。虽然人在地球上以物质躯体存在，但每个人的本质特征却被不可见的、有思维能力和永恒不朽的灵魂所定型。从整个宇宙看，阿布杜一巴哈区分五种类型的灵性：动物的、蔬菜的、人类的、信仰的和圣灵。信仰的灵性是上帝赋予的，乃是唯一授予人类灵性以“永恒生命”的灵性。信仰是巴哈伊灵性生命所必须的，如《至圣之书》第一节所言：“上帝对其仆人的第一条诫命是他的启示的降示，和他的身份(即神圣使者、上帝的显现)出现的知识；他是他任命的已创造的世界中的代表。获得这种知识的他，已达到所有的善，而不知道这一切的他，即使履行所有的善动，仍属邪恶的世界”。对巴哈伊教而言，灵魂不朽意味着是通向上帝不可认识之本质的旅程的继续；天堂地狱都是象征，前者代表信徒走向上帝的旅程，后者则是有意拒绝信仰而行恶事者所迷误的、通向毁灭的不归之路。
所以，巴哈伊教认为，灵魂使躯体充满生气，并且使人有别于动物。灵魂只有通过与上帝的联系，经由神圣使者的媒介，才会培育出内在的灵性，得到成长和发展。这种灵性的联系通过连续的祈祷，学习“神圣教育者”传达的天启经典，去爱上帝、道德自律并服务人类而得到滋养，正是这种过程赋予灵魂以信仰的灵性，赋予生命以意义。
灵性的培育有显然的益处：首先，人类不断培育灵性，也就是不断发展出那些构成个人幸福与社会进步基础的内在品性。这些品性包括虔诚、勇气、爱等等，当这些品性越来越多地显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随之不断进步。其次，灵性的培育能使人深入领悟并遵从上帝的旨意。不断认识和接近上帝，使人为彼世作好准备。灵魂在身体死后继续生存，并开始一条通向上帝的灵性旅程。在这条旅程上不断进步，在传统的术语里被比作“天堂”。如果灵魂没有进步，也即停留在远离上帝的状态中，这在传统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术语中也被称为“地狱”。
来自上帝的新的神圣使者的出现，代表了历史上的关键点，他们中的每一位都释放出一股清新鲜活的灵性冲击力，激励着个人的新生和社会的进步。巴哈欧拉的启示，以及伴随他的灵性冲击力，尤其意义深远，因为它对应着人类的成熟期。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巴哈伊教关于科学与宗教、理性与灵性关系的解说，有着非凡的价值。在巴哈欧拉的教诲中，科学与宗教是把握真实存在的两条不同而和谐的途径。这两条途径从根席上看是相容并且互相促进的。因此，巴哈伊教认为，纵观历史，文明一直有赖于科学和宗教两大知识体系指引其发展，疏导其智力和道德力量。科学方法使人类对于支配着物质实体一并且一定程度上也支配着社会自身运作的法则和作用过程，形成融贯的理解。宗教的洞见则为人生目的和源动力这类最深层的问题提供理解。历史上，每逢这两股力量协同动作之时，民众和文化就能摆脱陋习，取得科技、艺术和道德上的更高成就。事实上，行动是知识的产物，因而科学和宗教是人类意志的工具或表达手段。换言之，科学技术是人类理解宇宙物质方面的工具，然而，它不能够指导我们如何使用这些知识，而上帝的启示则授予人类价值观如目的性之基础，对道德观，人类生存的目的、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等等，这些科学不能解答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由此，巴哈伊教强调，宗教教诲不应与科学知识对立，否则就成了迷信。真正的宗教不应为教条所累，要传扬与已知的科学真理毫不抵触的精神和道德真谛。科学与宗教本质上互不相容的论点，并无实质性的依据。除了理性之外，科学发现的过程本身还需要想象力和直觉等能力，不能简单地视为一步一脚的固定程序。爱因斯坦称为“感觉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只能从其最原始的形式所作的直觉感悟中获得，“正是这种认知和这种感情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因此，历史上有名的理『生和信仰的二分法其实是错误的。理性和灵性是人的两种互补的禀赋，都对发现和理解真相的过程起作用，都是社会把握真理的工具。
但是，在历史上科学与宗教总是被人视为具有内在的矛盾性，甚至是水火不容的人类活动。宗教激发活力的功能常常屈从于教条主义、迷信及宗派等势力，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现在回顾，启蒙运动是把人的思想从宗教正统和信仰狂热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重要转折点。但在否定宗教的同时，启蒙运动也摒弃了宗教提供的核心价值规范，造成了理性与灵性之间很深的并存在至今的二元对立。充斥于现代生活的冷漠、猜疑和堕落的惟利是图，即人为割裂理性和灵性的恶果。
今日，巴哈伊教充分认识到科技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深重危机，指出‘‘技术的发展由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种因素所促成，然而，当前的技术发展主要由市场力量驱动，而市场并不反映世界人民的基本需要。”至今如何应对，巴哈伊教总体的态度是乐观的。因为在上个世纪初，巴哈欧拉多次预言，二十世纪是个“光明的世纪”，并催促我们，在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分崩离析中，去寻找那股将人类意识解放出来，并使之演进到新阶段的运作力量。巴哈伊教强调，要保障科学所产生的悟识和技术能够被适当地应用于人类各阶层和各方面的活动，就必须依赖精神意志和道德原则的力量。这是一至少在今时今日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在科学与宗教关系上，‘‘体现科学成就的理解力和技能，必须由精神和道德原则加以引导，以确保它们能得到正确的运用。”为此，要提高人的能力，包括理性的和灵性的，去实现科学方法与宗教智慧的协调互补。要使世界各民族的能力达到能够满足当前复杂需求的程度，就必须同时开发理性和信仰两种资源。若不依靠那些赋予人生以方向和意义的普遍精神公理，发展的举措也不会带来物质福利切实长远的改善。发展过程本身也不会自行产生目标。以巴哈伊教的灵性观视之，尽管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严峻，但他们还是充满自信：灵性之泉随时随地都会自然奔涌而出，它不会无限期地被当代社会的瓦砾所压制。无需先知先觉的洞察力，你就会领悟到：新世纪开端的数年，将要释放出的能量和愿望会远远强于长久以来阻止其表达的、累积的陈规陋习、错误偏见和沉溺放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