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润、马祖常，马世德都好中国诗，苏天爵称马祖常的《石田集》“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后生争慕效之，文章为之一变。”而至今传有西域文人诗文专集的，只有马祖常、余阚两家。
传有文章的景教徒有赵世延，元史一八零《世延传》称“世延为文章，波澜浩瀚，一根与理”惜存者不多。前文述及的高唐王阔里吉思既信景教，后在约翰·蒙特戈惟诺的劝导下改宗天主教，而且他又好儒术。陈垣引《元史》本传“阔里吉思性勇毅，习武事，尤笃于儒术，筑万卷堂于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靡不该贯。”元代美术群雄中也有也里可温的身影：《元史》一九五《忠义传》：“康里不花，字普修，也里可温人。官至海北廉访使。笃志坟籍，至于百氏数术，无不研览。书宗二王。”“哈喇，字元素，也里可温人。登进士第，官至中政院使。能文辞，书宗夔正齑。”
马祖常之高祖马庆祥，是基督教世家(见《儒学篇》)。马庆祥没后，金人为立像汴京褒忠庙，岁时致祭。马祖常《石田集》有《陪可用中议祠星于天宝宫》诗，薛汉《宗海集》又有《送马少卿伯庸南祀嵩恒淮读》诗，固绝非基督教世家所宜有矣。元代景教徒在文化领域的华化现象是他们本土化的最有力的证据。
(四)景教徒在回鹘和蒙古部落中的生活
虽然天主教与景教都有本土化的倾向，但是由于景教在中国境内传播的时间更加长远，在它存在的蒙古部落和回鹘部落，其受当地文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鲁布鲁克描绘了景教与天主教不同之处：据William of Rubruk(鲁布鲁克)说，由于回鹘景教杂糅了地方特点，形式上发生了许多变迁，以致他很难辨别回鹘人中的景教徒。他在写到回鹘景教徒时如是说：他们可以说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教派。他们都向北礼拜，合掌跪在地上磕头，把额头放在掌上。其结果是，这些地方的聂斯脱里决不在祈祷时合掌。而是在祈祷时把手伸向胸前。我们通过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当地的景教徒受伊斯兰教、佛教影响。这是景教因传播地区的不同而发生与其他宗教混杂的情况。
在新疆发现的宋元时期回鹘景教的一些变迁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西北地区传播的景教就受到当地流传的拜火教、佛教的影响。《巫师的崇拜》回鹘文残卷与《圣经》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原本译成回鹘文时，加进了袄教的内容，说明了两个宗教当时在回鹘人中的某种融合现象。近年出土的敦煌莫高窟北区B53窟第14件遗物是一篇元代叙利亚文《诗篇》，在这篇叙利亚经文的后面附有回鹘文译文：三宝为何物?细听如是说，莫当男女奴，勿对静思疏忽，莫要寻求救渡!法奴之外是福禄，尽在努力之外。深感忐忑畏惧，功德之举有效力，前世善举在言语里。我为恶行而烦恼。持久的善妙，人世间难得到。少许的功德也有神效，《八千颂般若经》有业报，万事万物有法道。在景教经文中附注佛教经文，说明当时信仰景教的人同时也关注其他宗教。
吐鲁番出土的《圣乔治殉难记》也有回鹘语译本留存，现存残卷一叶，藏于柏林。描述圣乔治于受刑前作祈祷时，多出了以下内容：如有所需，只要呼唤圣乔治的名字(阿斯姆森《伊斯兰教真正兴起前中亚粟特语和回鹘－突厥语的基督教文献》，第22页。)就能有求必应，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1905年至1907年德国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于吐鲁番获得的用叙利亚文拼写的突厥语景教文献中，有一件回鹘文和叙利亚文抄写的祈祷文，手书在末尾的题记中，发愿将其功德回向另外一个人。这种功德回向思想又可见于其他一些文献，如在一件景教文献尾题中，景教徒施主提出把诵经的功德回向王室。其做法颇类佛教，当为回鹘景教受佛教影响所致。
由于各种宗教相互影响、渗透，元代回鹘人中的景教在教义和形式上已有嬗变。一些西方学者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诗篇》数量颇多，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诗篇》被视为咒语。当西方基督教的代表William of Rubruk(鲁布鲁克)于13世纪中叶到达蒙古统治下的中亚时，他看到萨满教中流行的蒿草卜仪式上，人们所念的咒语竟是《诗篇》。景教的信仰者生活在萨满教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氛围之中，也要适应大环境才能生存。
此爿，《鲁不鲁克东游记》记录了景教在民间发生的变化“远至契丹，在他们当中有被视作异族的聂斯脱里和撒拉逊。在契丹有十五个城镇中居住着聂斯脱里教徒。他们在称作西安的城市里有一个主教区。……那里的聂斯脱里教徒什么都不懂，他们作祷告，有叙利亚文的圣书，但他们不懂语言，因此他们唱圣诗就跟我们僧侣不懂法语一样。他们完全堕落了。首先，他们是高利贷者和酒鬼，有些人住在鞑靼人当中，甚至像鞑靼人那样娶好些老婆。他们进入教堂时和撒拉逊人一样洗下身，在礼拜五吃肉，按撒拉逊人的方式在那里过节。主教难得访问这些地方，差不多五十年仅一次。当他访问时，他们就把所有的男孩，哪怕摇篮中的婴儿，都指定为教士，因此他们的男人几乎全是教士。然后他们结婚，那是违背祖宗法规的，而且他们是重婚者，因为当头一个老婆死时，这些教士又另娶一个。他们都是售卖僧职者，因为他们不免费新圣餐礼。他们为老婆孩子操劳，因而一心发财，不顾信仰。这样，那些教训蒙古贵人子弟的，尽管教的是福音书和教义，因他们的生活肮脏和贪婪，反使子弟们背离了基督的信仰。这是当时的天主教徒对景教徒的评价。”
元代景教徒在回鹘地区和蒙古部落的传播，也吸收了当地回鹘和蒙古人的习俗与文化，这是景教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灵活性的体现，这种灵活性在景教在中土的传播中一以贯之。
五、结论
元代景教与天主教在中土传播的目的、方式、以及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方面的诸多不同，导致了两者有鲜明的差异：天主教的传播形式与明清天主教传播的方式更接近，比如《圣经》的翻译，建教堂，成立唱诗班，相对严谨的遵守教义教规。但由于天主教在元代完全是一个外来的宗教，之前它与中土没有任何联系，它虽然采取了上层传教的捷径，其影响毕竟是比较小的，这从它的人数3万教徒和只有两个教区可以看出。但作为天主教进入中国的先驱，这已是很大的成就了。这种传教的方式在明清以后得到继承，取得的成效造成了西方文化全面进入中土。景教与天主教则有不同，作为基督教旧教之异端，景教在唐代其传人中国后就与中国思想混合，受道教、佛教及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到元代依然延续了这个特点并推而广之：本文论及的在蒙古和回鹘部落景教对当地文化的吸收，尤其是到中国内陆后在文化上受汉文化的熏陶，一部分文人接受了当时先进的汉文化，而且在泉州的墓葬文化上体现出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特点。这些特点形成了非佛、非景、非伊，而又同时包含这些不同文化因素的一种中国地区独有的景教文化，体现出与其本土不同的面目。景教徒的本土化是景教能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种对中土文化的亲近和接受，导致了景教虽然没有天主教有组织的传教，但其传播范围仍远远大于天主教。
如何看待元代这种本土化了的景教?这取决于我们是否以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之。英国神学家约翰·麦奎利(John Macquarrie)在其著作《基督教神学原理》中说，“承认文化的因素，也就等于承认没有任何终极的神学。神学的工作需要反复进行，因为它的论述是受到文化制约的，所以当文化模式发生改变时，它也就需要重新诠释了”麦奎利是在论述神学的变迁受时代的变迁的影响时讲到以上话语。景教由于时空的改变，接受了中土部分文化，在中国出现了很多本土化的迹象，虽然它只是在少数人群中的传播，但它典型的涉及到了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一种新的外来文化如何生存与发展的诸多问题。研究景教在元代的发展与变化在中国基督教传播史上是十分有意义的。
我们研究元代景教与天主教传播的两种宝贵的经历：景教传播的灵活性与本土化，天主教传播的组织性与严谨性，这两种特点在明清时期天主教及新教的传播中都得到了放大，也都引起了争议。也许至今也还是能够引起争议的话题之一。
(责任编辑：袁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