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是由于蒙古西征才被动传播，虽然它后来更为积极从事传播，但从结果看它规模远不如景教。
二、景教与天主教传播方式不同
景教的传播是随着景教徒的迁徙而传播的，他们有自己的传教士，据现存文献记录其团体性不是很强，更像是一些个体行为。罗马天主教则是相对独立的，他们维持着天主教的传统。
1936年，法国人马丁在内蒙古四王子旗“王墓梁”陵园内发现元《耶律公神道碑》，盖山林据此残碑撰写《元‘耶律公神道碑’考》。从碑文来看，碑的主人应是耶律子成，这个家族的祖先是西域帖里薛人，即回鹘人，西域的景教世家，在辽、金、元三代为“前古功臣，世禄之家”，“世族之贵盛者”，成吉思汗三女阿刺合别乞监国公主“闻子成贤，……遣使招至位下，授以官，辞不就”。耶律子成一生不曾为官，潜心传播景教，热衷于建十字寺，并主管当地也里可温，当时由赵王出资为其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规模宏大的十字寺。这是汪古部景教传教的方式。此外穆尔在记述拉班·扫马(Bar Sawma)和马可·扫马这两个著名的畏兀儿景教人物西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故事中介绍有：扫马的父亲昔班(Hsiban)是北京聂派教会的巡查使，他30岁时抛弃世俗生活入修院隐修6年，后来隐居于北京郊外的一个山洞里。马可生于东胜(今山西霍山)，他的父亲是聂派副主教拜涅尔(bainiel)，马可立志作僧人，他排除了多方阻挠，来到北京找到年长他4岁多的拉班·扫马，三年后，马可接受了聂斯脱里大主教的剪发礼，也成了修士。说明在元朝，景教还是有自己的较为规范的组织的，有自己的步骤。但是类似文献记载极少。景教徒走到哪里，就把景教带到哪里。关于这种传教方式的记载，可以元代镇江为典型。镇江是江南重镇，也是元代聂斯脱里基督教盛行的地区。《至顺镇江志》中记载在镇江传教的关键人物是官迁至此的镇江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的马薛里吉思。马薛里吉思原籍薛迷思贤，即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撒马尔罕是中亚著名的景教中心。马可波罗记录，马薛里吉思公务之余全力传播也里可温教，《大兴国寺记》提到他在杭州、镇江共建了7座十字寺。而且在云山寺和聚明山寺“二寺之下，创为也里可温义阡”，即也里可温墓地。马薛里吉思的传教活动得到元朝政府的高度赞扬，《大兴国寺记》记：此七寺实起于公之心。公忠君爱国，无以自见，而见之寺耳。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倾，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倾，为七寺常住。公在镇江五年，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迎礼佛国，马里哈昔牙，麻儿失理、河(疑为“阿”字之误，作者注)必思忽八，阐扬妙义，安奉经文，而七寺道场，始谓大备；且子孙流水住持。舍利八，世业也，谨不可费。条示训诫，为似续无穷计，益可见公之用心矣。
从《大兴国寺记》笔者注意到：马薛里吉思的传教活动具有个人色彩和家族色彩，马薛里吉思任镇江路达鲁花赤五年，他对景教十分虔诚，舍己之宅建大兴国寺，“且敕子孙，流水住持”，发展家族力量传教。他或许意识到了本教应该取得周围汉人的理解，遂聘请镇江儒学教授梁相撰写《大兴国寺记》，有意扩大景教影响，说明马薛里吉思有在广大公众中宣传景教的想法。而且马薛里吉思在7个十字寺的突厥名上都加上汉文名，证明他还是注意到了景教需要和所居之地的文化相融合。马薛里吉思能以一己之力修建7所十字寺，这是与他及其它景教徒的努力分不开的，当然这和他们有上层统治者的庇护大有关系。但当马薛里吉思去位后，该教在当地很快就失去依恃，转入颓势。本处主要记录了一些矢志景教人士的传教和坚持。景教随着景教徒的迁徙而在中国各地四处传播的事实，典型的说明了景教传播的游动性和随意性，说明景教传播并不是十分具有组织性。同时景教的传播方式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
罗马天主教则是通过不断的向元朝派遣传教士的方式传教，当然有些是应大汗邀约。在马可波罗一家的穿针引线下，1294年传教士约翰·孟特戈维诺到达大都(今天的北京)，正式开始了罗马天主教在我国的传教活动。同年，他说服了原本信奉景教的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改信天主教，政府对他的传教活动也表示承认。此后，孟特戈维诺在大都建立了3座教堂，并成功地为6000人施洗。1307年，他被教皇克莱蒙五世任命为天主教汗八里总主教区大主教，统理远东教务，直到1308年去世。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扩展到杭州、扬州、泉州等地，并在当地建立了教堂和修道院。
约翰·孟特戈维诺给教皇的两封信，介绍了他在大都的传教情况：
“余尝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其父母皆崇奉异端，幼童年龄，自七岁至十一岁不等。皆-毫无教育，亦无信仰。余皆加洗礼，教之以希腊及拉丁文。《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Psal－ters)及《圣歌》(Hymnafies)三十首。因此收养诸童中，已有十一人知悉祭圣乐曲。余为之组织唱歌队。每逢星期日，则在寺中轮流服务。余莅堂或他往，诸童皆能不懈其职。《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及各种文件，亦皆诸童缮写。唱歌时，皇帝陛下亦尝闻而乐之。祭圣时，余与诸童共同行礼。钟磬之声清亮。至礼毕乃止。歌曲皆由自编，仅以悦耳为限，因余无乐谱及音符书故也。”
“一千三百零五年，余在大汗宫门前，又建新教堂一所。堂与大汗宫仅一街之隔耳。”该地由鲁喀龙哥人彼得出资购得，“嗣得各方善士友朋，慨然解囊相助，乃于圣方济各祭日竣工。厩舍、房屋厅庭及会堂，无不完备。会堂可坐二百人。教堂四周又有围墙环之。……城内居民以及他处之人，从未闻有教堂者，来见教堂屋宇奂新，红十字架高立屋顶。又闻余在室内唱歌，皆惊讶万分，不明何谓。当余等唱歌时，大汗陛下在宫内亦得闻之。”约翰·孟特戈维诺在大都的传教事务进行的有声有色，他还注重宗教传播的方式方法，他首先从语言着手：“鞑靼人最普用之语言文字，余已通晓。《新约》及《一百五十章之祈祷文》，皆已译成其文。使人以最佳书法，缮写完毕矣。基督圣法，余用书写、颂读、口演三种方法同时并举，广事宣法。佐治王生时，尝约余将拉丁礼节全文译成方言，俾可在其境内行用。王生时，余尝在其教堂内，用拉丁仪节，举行祭奠。用地方语文颂读《圣经》及《创世纪》。”“为便利教授生徒《新旧约》之故，余特绘制图像六幅。像后说明书，则用拉丁文、达尔西及波斯三国文，俾可由任何一种文，得知其义也。”
在语言问题上，约翰·蒙特哥维诺并没有拘泥于必须使用拉丁文作教会用语，这一措施便于天主教在蒙古人、波斯人、回鹘人中传播，我们由此也可知，元代曾出现过蒙古文的《圣经》。
1307年(元成宗大德十一年)，罗马教皇任命约翰为汗八里总主教，统辖契丹、蛮子各处主教、高僧。同时又派主教7人，携带教皇诏书来华，7人中只有哲拉德、裴莱格林、安德鲁3人到达目的地，传教皇任命，3人以后相继为刺桐主教。1311年，教皇克莱孟五世复派拖玛斯、哲罗姆及佛罗伦斯市人彼得为主教，往远东佐助约翰，彼得后亦充泉州主教。约翰·孟特戈维诺卒于1328年，教皇于1333年复派第二任汗巴八里主教尼古拉斯去中国，同行僧人20人，平民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