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徐复观论音乐的中和
之美与和乐社会徐复观对先秦儒家、道家人性论的诠释直溯人之所以为人的心性主体。他认为儒家在天人一本的天道与性命相贯通的道德原理中，仁心仁性的仁心是贯通生生不息的天道与四端之性的统辖处，他在所著《中国思想史论集》一书中综摄北宋理学家程明道与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心论，整合出儒家心论的数项特征[1]。宣称：“人生价值的根源在心的地方生根，也即是在具体的人生命上生根。……必然是中庸之道”、“摆脱私念成见即可体验到心的作用，心的文化是非常现成的、大众化、社会化的文化”、“心的文化不需外在的追求和斗争，是和平的文化。”质言之，立基于道德心源的心是以七情发而中节的中和道德状态、不偏执于私念成见的平常心、和谐心。人人所普遍内具的仁心是共同认同、归属于安定自我生命、融通人我关系的中庸之道。因此，他指出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人心是价值的根源，心是道德、艺术之主体。质言之，立基于价值本心的文化是和谐社会、和平人类的核心文化。若我们追问，价值的心灵可发展和创造出哪些人文价值？徐复观说：“人生的价值主要表现于道德、宗教、艺术、认知等活动之中。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在道德方面。......到孔子才体认道德根源乃在人的生命之中，故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说：为仁由己。”
《中国艺术精神》一书被公认为当代对中国艺术精神有系统探讨之名著[2]。徐复观在该书中从中国文化的脉络与中国哲学的精神为立足点，透过对儒、道两家艺术精神之探索，建构其心性美学的诠释体系。他在书中指出，道德、艺术和科学是人类文化的三大支柱。他心目中的中国艺术精神不只是艺术，且融注了道德实践，其意义不仅止于中国文化，且是人类文化的三大支柱。他企求“使世人知道中国文化，在三大支柱中，实有道德、艺术的两大擎天支柱。”刘桂荣肯切地指出徐复观采用历史的视角以及中西文化对比的视域来撰写该书。刘桂荣以“追体验的审美理路，现象学‘还原’，诠释学的现代视角诸方法，……着重从人性本根的生命蕴涵‘心的文化’的美学诠释、生命境界的会通、‘忧患意识’所呈现的‘天地境界’四方面展开徐复观美学思想的生命归属的探讨，试图在哲学、文化、美学、艺术多维世界的融合中把握徐复观美学思想的精神内涵，并通过艺术精神的审美观照与现代文化性格的反思。”徐复观将中国艺术与美感的心源透过四方面来展现，本文无法赘述，却可从他把儒、道艺术源头区分的“乐”和“画”，且以孔子和庄子分别代表的两类典型来扼要论述。
若就理想的和谐社会而言，儒家的礼乐教化有其不可忽视的功能[3]。众所周知，礼主别，乐主和，共构了社会的和谐性。徐复观指出，“礼”指的是社会生活的秩序，“乐”指的是社会生活的和谐。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所理解的儒家音乐的本质及和谐化社会的教化功能之内涵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上溯儒典所承传的《周易》与《尚书》，《周易》豫卦云：“象曰：雷出地奋，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大象传》释豫卦的旨意系指“雷”是阳气之声，雷声一发，则大地也随着震动，状如阴阳通感，启发先王以比、兴之思绪作乐以颂扬上帝与祖先，企求与之产生感通性的联系。
《尚书·尧典》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其意谓舜派命夔作乐官，主管乐教，对部落联盟内一切未成年人施行乐教，期待陶冶成“直而温”等人文美德。“诗言志”表示以富情感的声音委婉地表达心意。“歌永言”意指以歌咏的形式把诗唱出来。“声依永”有诠解者谓：“声之抑扬顿挫高下疾徐委曲通过咏唱表现出来。”“八音克（能）谐”指八种音乐能够以谐和关系构成乐曲。“无相夺伦”意指诗、歌、声、音相互协调配合成“乐”后应当能反映人伦政事。“神人以知”指乐教感化人心之极致，臻于神鬼和、人和、神鬼人共融于和谐一体的境界。
西周以前，乐教是教育的核心，其所具有的感人力量主要呈现在节奏和对人行为的制约上，但是仍未深入到人的内在心志。徐复观认为，音乐的陶冶功效若表现在外在的、规范性的，这在人智未开的人性纯朴时代也许有效，但是在人智发达、社会繁杂的时代则无必然的有效性。因此，春秋时代礼教取代乐教之地位，但是徐复观批判礼教说：“表现在外面的知识、行为，都是在客观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所比定出来的，还不能算意识地开辟了一种内在地人格世界。”礼教若缺乏人心的价值泉源，只是一味讲求名物度数、仪节规范的礼文失去实质的人性内在道德功力的支撑，则易不自觉地舍本逐末而流于虚文的形式主义。犹如钱穆所批评的：“玉帛，礼之所用。钟鼓，乐之所用。人必先有敬心将之以玉帛，始为礼。必先有和气而发之以钟鼓始为乐，遗其本，专事其末，无其内，徒求其外，则玉帛钟鼓不得为礼乐。”徐复观认为儒家立教能直接于内在生命开辟价值之源，确立德性主体之仁者，“乐”胜于“礼”。他说：“孔子依然把规范性与艺术性的谐和统一，作为礼的基本性格。……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位最明显而又最伟大的艺术精神的发现者。”《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所崇尚的《韶》乐当然是中正平和的雅乐，可惜已失传，不能再为我们所聆赏，可是我们仍可透过史料所载孔子对音乐层层之渗透至人格之精神世界的陈述，来领悟其中的深意。《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问，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问，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问，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
徐复观诠释其蕴义，认为“曲”与“数”是技术性问题，精神性的心志在是音乐的心、音乐的情理、音乐的灵魂。孔子对音乐的学习是透过乐理和技术逐步深入渗透到作曲、奏乐者最深沉处的心灵积淀，领悟到其人格深层处。孔子所以能由曲与数的历程而识出文王的人格精神有两个条件：一是孔子以其已修得的高尚人格而与之契应共鸣，二是孔子在音乐的陶冶中，心境不断精进，人格也不断提升到文王的内心世界，这是儒家乐教的起始点和目的地。徐复观把孔子的乐化人生和人格作为中国最高艺术精神。这也是儒家以人文化与和谐天下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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