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基本价值观来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在于，基本价值观在中国传承几千年，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耳熟能详，已经转化为人民大众的基本思维方式、情感意念，成为人民讲道理、辨是非、论善恶的基本依据。传承和创新基本价值观，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尽快接受与认同核心价值观，自觉参与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实践中来。
三、基本价值观是洋溢
天下的价值观传承与创新基本价值观，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有利于塑造中国的软实力。一个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不可能有自己的道路，只能始终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道路必须依托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所谓软实力，是指本国的文化所具有的影响力、号召力、吸引力。基本价值观是源生性、本原性的价值观，传承和创新基本价值观，才能真正打造中国的软实力，才能真正打造发展中国的文化产业。更为重要的是，基本价值观是放之四海、适宜天下的价值观。中国的许多基本价值观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提出（正如西方许多价值观早在古希腊时期提出的一样），当时的思想家都不是面对中国本土提出基本价值观和思想原理，而是面对全天下提出价值观念与思想原理。可以说，中国文化、中国基本价值观中蕴涵着天下主义传统。梁启超早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就提出中国文化有天下主义精神，认为中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先秦学者皆是针对全天下而积极地发表其学理上之意见，这是世界主义之真精神。天下主义，或者说世界主义，就是破除宗教、国家的界限，针对全天下而发表思想文化原理，以建立普适天下的世界和平与秩序、提高全人类的文明教养为自己的责任。
天下主义发端于春秋战国时代，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由于地理环境和交通、通讯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人并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尚有希腊罗马文明、中东文明和印度文明存在，他们认为中国地区就是整个世界。梁漱溟先生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个世界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这话大体是不错的。”[1]第二，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王朝的行政统治体系逐渐断裂解体，即礼坏乐崩，诸侯、大夫纷争混斗，以强凌弱、以大灭小，争城夺地，相互吞并，天下陷入无序失范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地域国家的兴起。随着天下纷争逐渐转变为国家之间的纷争，国家主义开始流行。但当时包括孔墨孟荀在内的整个士阶层，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理想或谋求自己的利益，在列国间往来奔走，纵横捭阖，“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孔子本人就是移民先锋，他在鲁国不受重视，就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战国时期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许多国家的著名政治家都不是本国人，而是所谓“客卿”。当时的商人、百姓也没有国家观念，哪里关市讥而不征，他们就到哪里开辟商业市场，哪里政治清明稳定，百姓就襁负其子而至。第三，许多思想家都不以种族、邦国为念，而是着眼于全天下提出政治原理和思想学说，思以其学易天下，以安定天下、引导天下从无序走向有序为己任。
孔子和老子最先表现出对天下主义观念的承认和接受。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君子对于任何国家、任何人，既不刻意亲密，也不随意疏远，而是根据道义准则作出选择和判断，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意义明确的天下主义的宣示，表达了天下主义的精华。天下主义是道义主义，也是文化主义。文化只有高低之分，没有国界畛域的区分。孔子曾欲“乘桴浮于海”、“欲居九夷”，当有人怀疑九夷之地愚陋不可居时，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这里传达的信息是很清楚的，君子所到之处传布文化教育，可以改变九夷之地朴野愚陋的境况。故孔门中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天下主义观念还蕴含着人文主义的伟大信念。“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天下主义者处理对外关系，依靠高度的文明德教使“远人”心悦诚服地归顺，而不是凭恃武力征服。在国家主义盛行、人们凭籍武力强大而横行霸道的时代，天下主义不免相形见绌，充分暴露其弱点而不见用。但历史事实同样证明，如果没有较高的文明，仅仅凭借武力，谁又能够维持长治久安呢？当然，我们今天总结历史教训，已经可以明确地作出结论：要实行天下主义，必须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孔子时代“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孔子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努力以澄清天下为己任。隐者桀溺认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夫子抚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孔子一生奔走，思欲“一匡天下”，使天下之民归心，立功不成，止于立德、立言。道家以自然为宗，但所持天下主义之气象博大，丝毫不让于儒家。老子也是动辄言天下，如“以天下观天下”、“以无事治天下”、“抱一为天下式”。庄子的“天下篇”总结百家学术之源流裂变，更是先秦学术史之名篇。墨子言兼爱，言尚同，也是突破种族、国家观念而提倡国际和平。“且夫天之有天下也，辟之无以异乎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今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岂欲其臣……民之相为害哉？今若……处大家则乱小家，欲以此求赏誉，终不可得，诛罚必至矣。……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欲以此求福禄于天，福禄终不得，而祸祟必至矣”（《墨子·天志》）。天之视万国兆民，其爱之如一，利之如一。故凡人类之受覆育于天者，皆当体天之志以兼相爱而交相利。因此，尽管生处“人相贼、家相篡、国相攻”的时代，墨子却呼吁人们“视人之国若其国”。儒家的孟子和荀子已经完全是公开明白地主张天下主义，要在全天下实现普遍的和平与秩序，即“定于一”。孟荀都是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天下之归心”为己任，“达则兼济天下”、“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荀子活动于战国后期，此时已是“四海之内若一家”、“无幽闲隐僻之国”，荀子高举天下主义大旗，提出“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荀子·王制》），主张以文化统一天下。
天下主义通过《易传》、《大学》、《中庸》、《春秋公羊传》的阐释而成为系统的文化主义原理，对后世思想、观念、文化起到构造性影响。《易传》从天地人统一的普遍原理出发，提出普适天下的哲理观念：“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彖传》），“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上》）。《易传》作者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大学》之道，就是个人从认知开始，以平治天下为最高目标，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是儒家核心内容的内圣外王之道。《中庸》提出要立天下之大本，即“为天下道，为天下法，为天下则”，把文明教化向全世界传播：“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梁启超先生认为，天下主义“其气象如何伟大，理想如何崇高”，即此数语，“已可概见”（《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春秋公羊传》分“三世”说明天下主义之进化轨迹：第一是“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第二是“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第三是“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