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上述探索与思考对于改变那种因将历史规律“设计”得过于简单、抽象而使其本身频遭质疑的被动状况，具有相当积极的、甚至是开创性的意义。如果我们循此路径对以攻击唯物史观最为有力而著称的波普尔进行一番考究的话，则不难发现，其基本上是以简单性规律为标准对被其简单化了的马克思发动了一次声势远大于战斗力的冲锋波普尔的规律观明确排除了规律本身的演化性。他指出：“如果我们承认规律本身也是变化的，那么规律就不可能解释变化……”参见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82页。；但是国内学界的种种“辩证性反击”（如自然规律与历史规律的辩证关系之类的辩护）远未触及其“阿喀琉斯的脚踵”，论者们甚至很少敢于就“现代科学”这一波普尔的主要立论背景，向这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亮一亮自己的知识肌肉”。
二、对复杂性观点的追溯性“确认”及对波普尔的反击
（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复杂性观点
在历史规律的复杂性视角上，与上述当代科学规律观深刻变化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马克思到底怎样发现了历史规律？他和恩格斯又是怎样看待这些历史规律的？
对于这些问题，刘曙光的观点不仅非常契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的实情，也具有相当明确的“当下”针对性。他认为，“面对社会历史这个复杂的巨系统，马克思、恩格斯所采用的方法，首先是简单性方法”，而且他们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娴熟地运用了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方法（虽然当时并没有这一提法），‘交互作用论’和‘合力论’思想就是分别从客体视角和主体视角揭示了社会历史中各种复杂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但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些学者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只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简单性方法的运用，没有看到他们思想中所蕴含的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方法”[10]。在笔者看来，此种由长期自我遮蔽而必然产生的“遗憾”，也是国内哲学界历史规律研究总体上至今未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后一方面思想给予充分重视并做出较为系统、全面阐释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极少数学者所进行的专题性探索不够深刻，而是相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追溯性“确认”上：
1马克思本来就是在相互作用的视域中看待历史规律的，所秉持的绝非柏拉图理念论式的先验规律观。马克思关于“没有相互作用的存在物就没有现实性”的论断[11]，构成国内学者鲁品越提出生成论规律观的基本理据，即“一切事物必须通过与他物的相互作用才能存在，‘相互作用’与‘存在’本质上就不可分离——如果哲学必须建立在某种第一原理基础上的话，这将是第一原理”，在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的思想视野中，此“第一原理”还有着极其重要的例证，即“《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也是这种‘生成论规律’，是资本在相互作用的运行过程中所生成的规律”[12]，而绝非资本的先验逻辑。
2马克思也从未抛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内在联系来看待历史规律，因而从未将历史规律简单地视为纯粹必然性的一统天下。按照鲁品越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偶然性并非如牛顿力学和拉普拉斯决定论那样仅仅被视为“必然性的交叉点”，它同时也是“自由能力的表现”，是“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规律由它的对立面，由无规律性来决定。国民经济学的真正规律是偶然性”[12]。在这个问题上，学者庞元正有相似的看法，即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必然性与偶然性产生根源的统一性问题进行专门阐释，“但在他们研究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始终是既从事物的内部又从事物的外部去寻找必然性与偶然性产生的根源”，以马克思对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必然性的研究为例，马克思极力避免“仅从劳动产品本身去寻找这种必然性产生的根据”，并明确强调要“到生产这种劳动产品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更中去寻找”，其原因即在于，他已经相当清楚地认识到，“社会运动本身，对商品所有者来说，一方面是外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只是形式上的媒介过程”[1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面生产”理论的复杂性特征。如邬焜通过大量文本依据和细密分析指出：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建构的整个唯物史观理论具有机械论的色彩”，严重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生产和交往关系生产等的具体阐释。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四种生产形式处于“互为基础和前提、相互渗透和映射、相互交织和贯通、相互制约和转化、相互为己为它的内在融合的普遍相互作用之中”。从演进和生成的视角，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看到了生产和生产力形式与内容的多样，以及诸多生产和生产力形式与内容之间普遍交织、贯通的内在融合的复杂性关系”，也看到了“人们的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其上的观念的、思想的、政治的、法律的、国家与社会的上层建筑等等都是在相应的生产活动中生产出来的，并随着生产的运动和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己”。因而“这是一种在历史演化和生成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不断生成、转化和多层级反馈环链相互作用的复杂交织的多元综合统一的矛盾运动关系”，它使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诸多形式、成分、因素，诸多矛盾环节和内容之间”的统一性关系呈现出某种复杂性结构[14]。
4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反对将历史规律简单化的任何理解方式。如杨魁森认为：“马克思本人对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也是有着清醒而自觉的意识的，因为在其历史—哲学思考当中，反对‘药方化’‘公式化’，几乎是今天的学界所公认的、一面极为鲜明的旗帜，这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分析当中，都有较为充分的体现。”[15]从目前学界的有关结论来看，恩格斯不仅与马克思有着态度和立场上的一致性，而且提出了今天看来特别值得注意的其他见解。如王志康即认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第一次从哲学上论证了复杂性产生的客观性机制：层次和突现”，并“批驳了近代自然科学中机械唯物主义的‘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16]。
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规律本身的某些重要看法与其反对将历史规律简单化的著名观点恰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这对于进一步揭示前述刘曙光所指出的、其思想当中所蕴涵的“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方法”，乃至彻底清算苏联教科书中的规律观，还历史规律以本真面目，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