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体现了辩证法在其政治经济批判中的彻底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法在政治哲学中首先得到彻底运用的成果，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刨去了曾经覆盖在道德、国家与法之上的所有神秘主义的抽象概念，使得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最终被扬弃的历史动力被最终显现。劳动与欲望虽然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了普遍性的意义，却仍然不被视为决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的伦理价值不能停留于针对绝对精神逻辑运动的解释，而应该被彻底运用并揭示人类全面自由解放的历史道路。但是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在其“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所谓的“现代国家”通过对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的同一具有了无可比拟的合理性，并具有了神圣性的外在表象，国家是作为对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填补而被历史赋予了必然性。然而，从人类自身变革与环境变革的实践出发，市民社会只能被唯物主义地从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形式来理解，即作为一种“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同时也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市民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镜像性的社会存在，而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存在整体的物质基础，只能是被市民社会决定的宗教、国家与法。另外，黑格尔事实上已经几乎触及了市民社会阶段个体依赖于物质而获得的独立性的现实，甚至清晰地认识到了人的实践与劳动对于物质与环境的能动的一面，即“惟有人格才能给予对物的权利”，但是他却并没有就此推出通过实践而实现个体自由的政治理念，而是把市民社会及其“现代国家”当作历史目的之完成，并由此将人格权的本质理解为物权。关于人与物质的关系，作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政治哲学，最后只有通过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彻底应用而统一于历史唯物主义当中，马克思清晰地认识到“主观性是主体的规定性，人格是人的规定。而黑格尔不把主观性和人格看作它们的主体的谓语，反而把这些谓语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然后以神秘的方式把这些谓语变成这些谓语的主体。”
最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共产主义理念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市民社会范畴的最终超越和扬弃。市民社会在卢梭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并不具有自我扬弃的现实力量，故而其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或是为了给市民社会自我改良创造条件，或是无法想象超越市民社会的更为先进的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古典唯心主义的、道德主义的对于市民社会的定义，与国民经济学家们对于市民社会的论证一样，都有意无意地欲图把“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现代政治哲学的伦理价值并不在于对现实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合理性的论证当中，而是在于对个体自由解放——回归每个人之生存境遇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之探讨。因此，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资本批判的结果，就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愿景、一个能够被哲学掌握为批判武器的阶级以及一个真正实现辩证运动而非目的论的历史观。市民社会的主观自由不以国家和法为中介，而是通过生产关系——以劳动、分配与消费为中介的生产关系得到实现。其突出的矛盾表现为人与人、人与自身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即是一种由对象化劳动和占有关系所构成的全面异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这种异化关系使得市民社会的经济生产中人的本质被异化劳动所抽离，无产阶级作为市民社会当中所谓的、抽象的政治平等主体，却在其具体生存中失去了人道主义的最为基本的内涵，资产阶级在其政治宣言中所被包装称文化工业产品的意识形态最终无法掩盖市民社会现实中的人道主义失落。因此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不能停留于对市民社会的修补，而是应该展望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基础被彻底扬弃之可能性与可行性，对于马克思所身处的德国社会而言，即是要“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
对于身处21世纪的我们而言，则是要为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至共产主义理念之最终实现建构世界历史性的条件，毕竟市民社会本身已经为世界历史性的政治经济变革创造了基本物质和政治条件，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延续，以及全球性危机意识的普遍觉醒，这些都预示着市民社会走向自我扬弃的量变积累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加速。同时也要通过以卢梭一黑格尔一马克思为例证的历史、思想发展线索，认识到市民社会不断展开的过程既是世界历史作为一切可能性之条件不断形成的过程，也是哲学不断追求自由和解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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