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卢梭通过布尔乔亚批判地界定了市民社会概念,对即将出场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古典主义的批判运用,这是辩证法在政治哲学史中预见性的、非自觉的运用。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理论中,以自由为伦理基础的市民社会概念最终通过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被置入了历史主义体系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中统一了革命性与抽象性的辩证法,最终使得市民社会跨越物质自由与伦理自由成为可能。市民社会本质的此岸性,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现实关系最终随着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彻底运用而被揭示,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被把握为论证人类从异化现实解放的历史环境与物质基础。
关键词:市民社会;辩证法;马克思;卢梭;黑格尔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1-0015-06
市民社会的概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以城邦共同体的定义跃入了政治哲学史,但是随着生产关系和政治形态的演变,从14世纪开始,市民社会(Bourgeois Society)的概念才开始具有了城市自治共同体和公民社会的含义,并与政治国家相对立。当怀着古典主义情怀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试图在资产阶级大革命成功的前夜从正反两方面批判市民社会的同时,他无意中实现了辩证法在政治哲学中的不自觉运用。然而,只有当黑格尔继承了他的遗产并将辩证法自觉运用于市民社会批判中,才得出了关于市民社会真正“历史主义”的概念。卢梭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想图式共同揭露了启蒙精神的内在矛盾,而矛盾的和解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实现,并通过实践回顾了现实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市民社会概念神秘主义的一面终被解蔽(Unverborgenheit);并在政治经济学中被依寓于现实生存而呈现(Anwesenheit)。
一、卢梭:市民社会的预见性批判与辩证法的非自觉运用
卢梭思想的辩证性在于,其思想既是启蒙精神的产物,也是启蒙精神的第一个掘墓人。自卢梭以降,“历史不是神义的证成,而是悲惨和腐败构成的故事”——成为了政治哲学史中难以扭转的市民社会批判潮流。卢梭政治哲学的革命性远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诉求,其理论所指也不局限于资产阶级的胜利。没有理由否认,“卢梭是从左翼攻击资产阶级社会的第一位政治哲学家……他攻击新兴的资产阶级,并非为贵族或教会招魂。”当历史的帷幕即将为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卢梭预见性地揭示出了资产者普遍统治下的不平等和道德异化。卢梭的市民社会批判是造就“真正人格”的努力,从三个方面勾勒出了市民社会的形成、本质和最终解决内在矛盾的政治道路。
首先,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将市民社会定义为历史的偶然产物与道德堕落的产物。狭义地看,卢梭的“自然状态”在二论中实指“原初状态”,是对人类政治伦理状况所做的历史考察,并借此为政治伦理作了原初设定。关于私有制与市民社会的产生,卢梭将其视为人类脱离自然状态的偶然结果,是非公共性的、不可逆的历史困境,注定将“导致对市民社会及其一切基本制度的激烈批判:包括家庭、私有财产以及法律”。尽管卢梭的自然状态理论似有好古讽今之嫌,但他却在社会契约论中彻底否定了“回归”自然在未来政治制度构建中的可行性。因为自然状态作为赘留于个体理性中,表现为“自然法”面前个体的平等性,每个人“自己是保护自己的法官,并是自己的主人”。故而,卢梭基于自然法所确定的个体意志的绝对性,在市民社会阶段“根据自然秩序,个人意志总是强于公意。”这与黑格尔关于个体意识的论述产生了共鸣。
其次,根据对布尔乔亚(Petite bourgeoisie)在政治伦理上的全面批判,揭示出市民社会与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卢梭对布尔乔亚的批判不仅在一论与二论中被凸显,更是通过在社会契约论中设定政治权威来表达他对布尔乔亚的不信任。“公民”在卢梭政治哲学中具有沉重的公共德性负载,公民只能是那些自觉让渡部分自由并尊重公意的政治个体,自私和虚荣的布尔乔亚不配拥有公民的称号,因为布尔乔亚“把自己的利益与公益区别开来,他的利益需要社会的存在,因此他剥削他人而同时又依赖他们。”布尔乔亚的自私性被市民社会最大程度保护了,却将公共利益作为了代价。在卢梭看来,对公共利益的藐视必然与政治德性相悖,因此资产者一方面与“人”对立,另一方面亦与“公民”对立,不仅缺乏自然性和独立性,而且缺乏公民的公益精神和无私精神”。
最后,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维护公意的国家政体,并以政治权威扼制市民社会中布尔乔亚之自私性对公意的破坏,完成个人自由与政治德性的辩证统一。卢梭的市民社会批判,最终指认出市民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低等人不可避免的普遍统治”,这种统治将“可能导致人类永久的堕落”,他将这低等人“识别出来并加以命名:资产者(bourgeois)”,资产者之所以被卢梭指认为是低等的阶层,期刊网http://www.400qikan.com是因其自然需求的彻底丧失和被欲望的完全控制,进而与公共利益对立。因此,市民社会的公民不可避免地将“终日辛劳,一直辛劳到死……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或者舍弃生命以求永生……以充当奴隶为荣”因此卢梭将塑造出合格公民和新的社会文化寄期望于社会契约论的政治设计,他坚信“好的社会制度是能改造人的制度”。通过社会契约所建立的政体,将是拥有强大政治权威的有机体,是“一个强大的整体并有着极高的权威……能完全阻止个人或寄生阶层的任何旨在脱离整体的运动。”,“寄生阶层”则明显地意指即将获得历史统治权的资产阶级。
卢梭对社会契约所建立的市民社会国家甚为满意,自信能够通过以法权的形式实现平等和自由。但事与愿违,在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共和国,“契约所形成的公共权力是为私人财产服务的,使富人占有他们的财富,使穷人占有他们的贫穷”。黑格尔指出了社会契约论中关于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之统一的过于简单的逻辑跳跃,而契约本身必然“包含着意志(从而是他人的意志)的环节”。
二、黑格尔:革命性与抽象性共存的辩证设计
卢梭对市民社会的道德主义批判,其革命性最终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及革命翌日的蜕变中被耗尽了,他低估了个体欲望和需求之间的鸿沟。社会契约论从消极自由出发,期冀个体精神的解放,黑格尔却指出精神解放必须要以伦理解放为前提,而后者的实现则“一定要剧烈地变革社会秩序……要把所有随心所欲一扫而空。”。故而相较卢梭,黑格尔对个体之自由与理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梳理,他继承卢梭对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辩证关系的探讨,认同卢梭基于自然德性的自由观,即自由不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中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之矛盾进行的理性主义探讨,注定革命性与软弱性、现实性与抽象性的矛盾将在其市民社会概念中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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