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伦理思想虽主要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但《管子》主张的“人与天调”思想也体现了我国古代崇尚自然的工程建设理念，强调工程建设要十分重视自然系统的价值，且这种价值仍然是以人为主体性尺度。“人与天调“的伦理思想，并不是要人完全被动地顺应自然，而是强调工程活动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要“人君天地”（《管子·度地》）。由此可见，《管子》强调工程活动中因时、因地制宜，按自然规律办事，最终目的还在于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管子·八观》）即使有丰富的山林和水产资源，也应当禁发有时，这并不是对草木、鱼鳖有偏爱，而是不希望百姓荒废了粮食生产。一言以蔽之，囿于时代背景，《管子》不可能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但它的思想已经表现为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
工程活动是对地球影响最大的人类活动之一，当今不合理的工程活动已经给我们带来严重的生态灾难。中国作为一个工程大国，要实现向工程强国的转变，必须走工程可持续发展之路。为此，工程建设必须体现良好的生态意识。“人与天调”的伦理观，对于正确处理工程与环境的关系，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管子》工程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管子》工程伦理思想为现代工程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
“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是伦理思想的理论化。有伦理思想的地方，就有伦理学发展的空间。”[6]同样，有工程伦理思想的地方，也就有工程伦理学的发展空间。从现代工程伦理学这一视角对散见于《管子》诸篇中的工程伦理思想进行解读，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工程活动的嵌入式影响，伦理工程化的趋势已初见端倪。《管子》的工程伦理思想为现代工程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现代工程伦理中的部分准则和观点与《管子》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致性。目前国内的工程伦理研究，许多学者借用或者套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工程伦理的内容和脉络传承，而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思想自觉，很少在考量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前提下来建构我们的工程伦理学。梁漱溟先生很早就痛斥了这种“借鉴”的弊病：“以为西洋这些东西好像一个瓜，我们仅将瓜蔓截断，就可以搬过来。”[7]现代意义上的工程伦理学之所以产生于美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职业伦理传统、专家治国论[8]。如果借鉴他人的方式是“数典忘祖”，而全然不顾对象背后的制度、文化根基，则所建立的所谓“制度”或“规范”，必然脱离实际而难以长久。
西方的工程伦理学是与西方伦理学理论和社会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是一个制度化社会，而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就中国目前的文化传统和工程实践境域而言，工程伦理研究还不太可能完全采用针对工程师的个体责任伦理研究模式，走团体伦理的研究道路才是可能的途径。这种团体责任伦理也不应该停留于某种孤立、静止的点上，而是要做动态系统的研究。工程伦理要涵盖专家、行政人员、普通公众等主体，涉及经济、政治、管理、生态等各领域。《管子》的工匠职业伦理规范、工程伦理教育模式以及工程管理伦理思想，对今天的团体伦理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管子》工程伦理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美丽中国”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作为研究工程伦理的后起国家，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就不仅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伦理学体系，而且要把建立跨文化的全球伦理作为我们的长远目标。《管子》中的工程伦理思想与源于西方的现代工程伦理思想的某些相似性，为我们在整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全球伦理提供了有益借鉴。这种相似性仅从工程环境伦理方面就可窥其一斑。美国著名工程论理学家迈克·W·马丁（Mike W Martin）认为：未来工程伦理研究的主要方向将是环境问题，这将使工程环境伦理研究成为一个重要主题[9]。《管子》“人与天调”的工程环境伦理思想，从理论上，无疑对这一主题研究有很大启示；而在实践上，它对营造“和谐工程”，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美丽中国”，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