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性遗传造成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是外在制度政策、文化习俗及法律道德引致的，能使某些行业领域、区域及利益团体获得更多的表征为特权的资源支配权。制度等造成的不公平资源分配，通过继承、赠与及社会关系等途径，使得不公平的资源分配遗传下去，造成子代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的差距，引致差距格局稳定的遗传下去，并得以强化。公平厌恶更多强调内在个人行为造成的差距，而遗传更多强调外在制度造成的差距；公平厌恶更多强调在一代之中如何引致差距，即代际内；社会遗传更多强调一代差距如何通过遗传继承下来，即代际问。当然，个人公平厌恶行为造成的差距也可继承下来，但这里主要强调制度造成的差距并遗传下来的情景。
某种程度上，中国收入差距归结为城乡的二元结构，进而造成金融制度（或教育等）的二元性，即如今农村金融制度发展滞后，城市金融制度日臻完善。农村金融制度的不健全，较高的农业风险和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长期得不到化解，同时三农保险的深度和密度不能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引致农村高储蓄率、低投资和消费潜力得不到有效释放。如今持续高通胀，农村边际资本收益下降为零，进而为负。在健全的城市金融制度下，城市居民通过银行渠道获得农村资金或城市其他居民资金，通过保险渠道和多种金融工具分散投资风险，获得正资本收益，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同时银行和大投资公司利用这些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把这部分资金传递到资本市场，使得大企业和大投资机构获得发展资金，最终城市资本边际收益远高于农村，大企业资本收益高于小企业，这进一步助长了贫富差距。总之，这种城乡的二元结构造就了融资和保险配给制度的二元性，而这种金融配给制度的二元性，进一步固化和加剧了城乡的二元结构，进一步固化和拉大了城乡的贫富差距。下面就以金融和教育的制度为例说明之。
获得性遗传造成初始资本的差距，引致资本较少、同时没有制度保障的个体和法人得不到充足的资本。金融单位不愿意把资金贷给资本较少的个体和机构，源于他们没有资本加以抵押，没有富足资本的法人加以担保，最终使得初始资本和社会关系少的、层次低的且不够强的法人，获得的金融辅佐就越来越少；相反，初始资本较高，社会关系网庞大且层次较高的个体或者法人，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撑，使得这部分群体的资本进一步累积，社会关系网中的度越来越大，连接的层次越来越高且紧密，进而造成贫富差距，阶层跃迁势垒加大，两极分化。
同样，教育投入的模块化结构，引致优质教育资源被部分群体支配和占有，使得如今乡下孩子出现新一轮的辍学潮。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求学可使得其阶层发生跃迁，辍学会进一步使得其阶层上升的道路破灭，进一步加剧阶层的固化。但在这个资本和教育资源可以兼得的社会，因缺乏资本，将无法享用优质的教育资源，产生资本一教育一资本恶性富裕或者贫困的代际延伸。国家对小学和初中教育进行减免，由于初始差距的存在，使得乡下教育成本上升，乡下出现新一轮公立教育的破产，表征为高额学费的私立教育的兴起。人们更痛恨制度造成的不公，钻制度漏洞或者破坏制度，获得收益。制度不公平引致的逆淘汰，就是农村子弟自我淘汰，选择不去上学。教育制度的二元性，使得农村子弟辍学，失去优质的教育资源，反而使社会阶层更加固化。
资本越少，越无法向金融机构筹借资本进行投资，最终资本逐渐变少；资本越少，与其他法人进行交换协作的经济活动就越少，最终社会经济网的度就越小；越没有资本，进行优质教育的机会就越少，人力资本积累就越少，跃迁的几率就越低；越没资本，越害怕风险，越不敢从事有风险的高收益活动，最终从事低收益的经济活动。社会生产生活中，穷人有求稳心理，即宁愿不赚钱，也不希望赔钱；宁愿少赚钱，也不愿意从事有赔本可能的经济活动，所以穷人从心理上害怕风险，这源于一旦经营投资失败，没有再次翻身的本钱，资本是辛苦积累半辈子的钱，为养老、为子女盖房子和娶亲等用的。同时越贫困的人，越不愿意交流。根据网络理论，越不愿意交流，越会发生贫穷，最终劣质信息在贫穷人群中扩散，差距一代代地遗传固化下去。
（四）获得性遗传的负效应——差距的固化和扩大
上述获得性遗传造成的差距，子代凭借先天、后天能力的优势，经过多少代才得以消除呢？即下层模块的子代在每一代具备超出上层模块多少的能力，经过多少代才可以消除初始获得性遗传造成的差距？可以肯定，相同能力下无法消除。在自然演化上，处在差距下端的个体具有比差距上段超强的能力，从概率上讲，这是小概率事件。它源于先天能力取决于父母基因，父母基因是优质的，则子代先天基因优质的可能性也较大，这将使得下层先天在能力上高于上层的概率，降低一个量级。在机遇和后天能力塑造上，获得性遗传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故在此程序下，下层模块胜出的概率依然比上层模块低。或许上述遗传造成的差距根本就消除不了，或者消除是非常缓慢的。或许一代就得以消除，但这对生物进化是个挑战，因超出正常智力的自然孕育，经过多少自然程序的机遇和巧合才得存在，这个概率将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富人为富，穷人为穷，各自处在各自的圈子里，逃逸各自圈子的个体总是少数，这也是为什么任何社会都存在较为稳定的阶层的原因。当阶层势垒达到一定程度，下层不再靠常规渠道“自然遗传和后天塑造”进入上层，而是采取非常规手段。总之，靠先天穷人具备比富人高出的遗传能力实现阶层跃迁，概率是很小的。因先天能力差距是微小的，且有很大的或然性，后天富人又通过获得性遗传，拥有更多的初始实物和社会资本，所以穷变富的群体仅是少数。在自然遗传（地理和先天能力）造成的差距逐渐弱化，获得性遗传（也称社会遗传，包括制度不公、公平厌恶及继承遗传）逐渐彰显的今天，贫富差距越发固化，进而扩大。
四、公平厌恶、获得性遗传与贫富差距问的关系
（一）公平厌恶与获得性遗传间的关系
首先，获得性遗传是公平厌恶的一种表现形式。获得性遗传的遗传方通过血缘、地缘及其他社会纽带关系，使得遗产固化下来，造成子代或亲代在初始资本上的差距，再通过资本盈利的社会环境（如今收入水平存在严重的初始资本依赖性），最终造成表征为如今子代或亲代的被遗传方在社会收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得性遗传本身是遗传方表达公平厌恶的一种方式，即获得性遗传是公平厌恶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获得性遗传的被遗传方，其对财产的继承也非凭自身的能力与同代在同一水平上竞争，造成代际间及子代间在初始资本上的差距，其收入和地位对资本拥有量存在依赖性，使得这种初始的差距固化下来，进而扩大贫富差距。总之，从获得性遗传的构件“遗传方和被遗传方”看，获得性遗传是公共厌恶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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