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对象应当包含人的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邓小平认为，正确的政治领导，除了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还需要使人民的文化生活与精神面貌好一些。他认为精神与道德层面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持，“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由此可见，光是经济总量的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称为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必须要求人在物质与精神层面有共同的改善和提升。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历史基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了共同富裕论的可行性，但作为“先富带动后富，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假设如何承载共同富裕赋予它的使命？换言之，这样的假设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会遇到如下问题：如何树立“先富带动后富”的合法逻辑？如何促成“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的实现？如何回答先富与后富（未富）之间的两极分化并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事实证明，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前进道路中这些问题正日益显现出来，因而如何采取措施解决这些前进中的问题，同样不可规避。
如何处理“国富”与“民富”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即如何回答“过度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化”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长期实行“国富优先”而非“民富优先”的政策而导致“国富民穷”的现象。当然不管是继续实行国富政策还是转而从民富角度考虑，这都不可避免要理顺“市场化”与“民生导向”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如何回答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贫富差距、破除“市场迷信”、走民生导向的社会主义化方向的问题，亦成为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题中之义。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是动态的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共同富裕既然不是平均分配，这就注定共同富裕的步伐是动态的、渐进的，在这条发展道路上，会出现很多与共同富裕相违背的现象，也即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所衍生的诸多问题。平均分配与同步富裕不是公平，但“中等收入陷阱”、两极分化、“为富不仁”等现象也并不提升效率，正因为共同富裕是动态式的发展而非过去“大锅饭”式的静态“平衡”，所以影响效率与公平的社会现象同样不可规避。
实际上，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论断的核心指向都在“人”，也即是指向民生。这种指向既包含对历史发展脉络的准确拿捏，即尊重与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也说明共同富裕的论断具有前瞻性与预见性，即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解决作为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非共同富裕”难题——贫富差距。先富只有加上后富，最终才能达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不是搞两极分化，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也不容许两极分化，这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构想中坚定不移的原则。
二、“中国梦”归根结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梦
对中国问题前瞻性的研究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又归结于对历史的总结。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阐释了几代中国人关于共同富裕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深刻内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改革开放30多年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十八大更是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重点，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从中可以体会到繁荣富强、共同富裕的梦想，并不仅仅停留在时空的某个特定点上，而是一种经由历史检验作出的选择，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人久而未决的关注焦点：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梦”并不等于假想、幻想、空想，而是一个亟待提上政治中心议程的重大课题，这也非常符合邓小平设置共同富裕中心课题的大致日期。
“中国梦”的深刻意涵与其说是一种愿景与理想，毋宁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脚踏实地奋斗的经验总结。民富才是国强的有效保障，“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勤劳致富、营造美好生活的梦想而不仅仅只是较为抽象的国家目标。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富裕并不是“中国梦”，只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是“中国梦”的真正体现。所以“中国梦”承载的本质是人民的富裕，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来解读，更是共同富裕的理论升华。
反观历史的经验，一个国家与阶级的堕落乃至毁灭，往往是因为人们无法容忍社会资源向极少数人手里汇聚，从而使得两极分化的矛盾日趋凸显，这几乎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共性。而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论，不仅要提倡发展生产力，更要强调的是“共”、“同”二字，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甚至可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会使得生产关系作出调整，生产关系的调整往往会催生新的阶级关系，施政者除了要处理好“藏富于民”、“藏富于国”的关系，更要做到“国民并进”。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样适应这样的历史判断。邓小平曾经有过这样的论断：“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当今中国的现状验证了这句话的准确性，“中等收入陷阱”、分配不公、阶层固化、两极分化等现象已经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中心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全面铺开对这一“课题”的历史反思与社会实践，是破解“中国难题”的首重，是强化社会主义“底线”与“价值规范”的中心任务。
历史经验证明，“等贵贱、均贫富”、“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的均富思想不是共同富裕，同时，它的目的性也说明共同富裕并不等于两极分化，因为两极分化是对改革成果的全盘否定，“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但“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却似乎并没有得到遏制。早在十年前，温家宝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就曾说到：“中国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东部地区，一些大城市，有很多高楼大厦。而在西部的农村，农民还住在茅草屋里，还在用牛耕地。十年过去了，这种情况并没有所好转。”省思共同富裕的探索经验不难发现，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本质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最初探索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都是要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实现人民的真正幸福，而不是以它作为政治博弈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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