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同富裕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中的“中心课题”，也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被后来的执政者提上政治议程并为之付诸实践。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一种愿景式的中国梦，共同富裕集中表现为始终作为一种进程而非结果。如何客观地评述共同富裕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与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影响、探讨共同富裕深刻的历史缘由和基本的发展路径，则是当今中国亟须破解的难题。缩小贫富之间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可持续发展转变、使改革成果为民共享，是共同富裕在当今中国作为“中心课题”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共同富裕；中国梦；中心课题；发展路径；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C91/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019-06
共同富裕作为“中心课题”是几代中国人未竞的“中国梦”。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便断言共同富裕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将来总会成为中国的中心课题，这也成为了此后几代中国人前赴后继并力图早日实现的政治议程。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政策；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目标是共同富裕，要确保到2020年“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0一0年翻一番”，都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将由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在历史省思与未来抉择的路口，如何客观地评述共同富裕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与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影响，如何去寻找共同富裕的“进路”来保证取得这一“中心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即尽可能客观地探寻实现共同富裕深刻的历史缘由和基本的发展路径，已是当今中国亟须破解的难题。
一、历史省思：先富带后富，为何“吾绝不信也”？
早在20世纪40年代，历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就曾说，“先富带动后富，吾绝不信也”，究其原因，“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任何阶层的权力适用都不是万金油，且中国“前后三十年”过度迷信权威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社会问题不能仅靠某一阶层即可解决，因此吕思勉的这种论断拟或是剀切之见。
分析现阶段的贫富差距与社会阶层分化不难看出，共同富裕实现所存在的阻力也即破解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先富与后富之问的鸿沟并没有因“带动”而填补，反而有渐行渐远之势，即作为机会与资源的先得者并没有为后富者创造更多的机会与资源，“共同富裕论”对先富者“涓滴效应”（Trickle-downeffect）显得过于理想假设与浪漫主义，且“为何带、何时带、如何带”的问题似乎恶化为了“道德沦丧、风气堕落”。在“道德真空”的现代社会，先富者与未富者之间的阶层明显断裂，这种断裂不能不说是政策资源不均衡倾斜与过度市场化埋下的“病症”，且随着“富二代”、“炫富”、“权贵经济”等现象的出现，这种断裂似乎还将持续下去。事实表明，“适度的利己”即意味着重视所有人的个人利益也就是公共福利，实际上是实现个人最终福利的前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Joe”Stiglitz）认为，破除先富带动后富悖论的前提是：替别人着想不仅有益灵魂，对钱袋也有好处。但现实却是这种“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社会风气反而沦为坐拥权钱地位者对民众的“予取予求”。
其次，收入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愈趋严重。单纯地市场化与政府过度干预，收入分配制度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社会公平与内需拉动无法联系到一起，使得市场机制的作用与贫富分化之间产生难以厘清的关联，难以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后富者的收入并未随社会总资产的增加而提高，反过来，社会总资产的增长却因通胀而使得“先富导致后穷”，甚至出现亚当·斯密所说的“道德威胁”。
再次，分配不公次生阶层固化，阻碍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Inverted U curve）拐点的到来。传统的收入分配不公领域迅猛向“存量不公”、“机会不公”、“能力不公”等领域扩散，使得社会分层日益固化。随着平等与机会在阶层流动中的作用力减弱，中国阶层固化为贫富二元，这样一来，不仅使得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减少，更会因贫富分化而衍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先富带后富，富了都跑路”期刊网http://www.400qikan.com，阶层被自觉自主地割裂开来。
再者，政治作用的影响下，权力开始与资本相互勾结，“行政腐败”、“官商勾结”、“灰色收入”等现象的出现，钱权勾结者通过对生产要素的强势支配，设置形形色色的准入门槛来垄断咽喉行业，从而取得隐性收入。权力如同暗流一般卷走巨额财富，使得贫富差距已非“工资收入差距”层面的问题，而是表现为资源与权力勾结所产生的更为棘手的显性社会问题，这些藏在权贵阶层腰包中的灰色、黑色收入，加深了有权者与普通民众之间财富的落差。同时，“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改革开放之前的“共同贫穷”恰恰是因为我们过度依赖政府与权力干预，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权力的不当分配，也同样可以导致贫富分化的出现。
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诸多论断中，最为核心的一句应是他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共同富裕的期待：“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在今天看来，是目的，也是现象。邓小平用“共同富裕”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统一了起来，把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统一了起来，把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和最终目的统一了起来，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界限，即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理论是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大发展。不难看出，共同富裕作为核心与关键，是在正确地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调适到一个最佳的程度而出现的结果，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质上表现为这一结果的进程。这个程度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起作用，更在国际范围起作用，是参与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的不发达社会主义增强跨越“卡夫丁峡谷”自组织能力的最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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