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存在并不是存在者，因此只具有一种有待于阐明的、不可定义的类比的普遍性。该存在看起来是最空洞的、最被意谓的、最自明的、最受磨损的、最可靠的、最被道说的、最受遗忘的、最具压力的东西，但同时也是最富余的、唯一无二的东西，是掩蔽、源始、深一渊、沉默、回忆和解放。对于这个存在，能说的只能是它不是存在者，此外无他。不过，人们又在日常语言中毫无障碍地运用它。
第二，海德格尔看到人对存在的日常使用的基础是在人当中的存在：此在。人们在做一切别的事情之前，向来首先就已经必然对存在有所领会。这种情形就人而言是人对存在的筹划、人被抛向存在，自然容易被误解为人创造存在，即人在对存在者的否定或拒斥活动中得到存在。但是，事情的根本却并不是在人当中，而是在存在当中。事实上，由于存在并不是存在者，所以，人丝毫不能像创造某种存在者那样借助随便什么东西直接创造出存在。人之所以能领会存在，乃是因为存在只在人这里才能作为问题被提出来，作为人不同于其他存在者的内在根据而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此在是人，只能说人作为此在而生存，即人以领会存在的方式而生存。在此在中的存在是始终关注这种存在的生存整体——操心，其存在论意义是时间性。存在由此得到其理解的根本视域（时间）。
第三，对生成的思。在此在中的存在是此在这种独特存在者的存在，但还不是普通存在者的存在，即一般存在。只有把此在视为一个一般存在者，才能从此在的存在中一般地提炼出存在者的存在。同时，这里仍然必须坚持着眼于存在，以突破形而上学界限达到一般存在的源始。“生成通过把人归属于神而把神传送给人。在传送过程中的归属就是生成，存在之真理在其中被建立为此在，历史在其中从存在中得到自己的另一开端”。神在这里悄然隐遁，人在此以历史的方式出场，这其中的领域和空间便是生成。可见，生成是人的历史和神的隐遁之间在双向运动中所发生的那种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这三方，都作为彼此的他者而出现，但同时又成为各自自身，因而必然作为新的东西，保藏着存在之真理，而它们的存在作为存在本质化为生成。由此可见，“存在通过这种生成生成起来”。同时，通过这种生成，让和给予才作为“存在最深刻的意义”呈现出来。
四、存在论差异的发现：从主体到此在、从理念到生成（存在）的突破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和黑格尔都提供“通向存在问题的通道”。他看到康德的主体和黑格尔的理念都是存在者。因此，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都同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一样，是某几种形而上学。但所有形而上学都不满足于某个特定的有限存在者，它们都想提供一种最高的存在者或在其整体中的存在者，从而为其他存在者提供根据。形而上学追问“存在者的存在”或“从存在者在其中着眼于其存在着的存在得到规定的存在者之存在性”。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不自觉地碰到存在问题的某个方面。基于这个基本立场，海德格尔就康德和黑格尔的基本著作中的思想，同他们进行全面的哲学争辩和对话。
首先，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是一种形而上学奠基的尝试。推动这种尝试的是作为基础存在论疑难的形而上学疑难。它的着眼点是“对有限存在的存在论分析”。当康德把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基本疑难分成几个片段来解决的时候，他注意到“把存在论认识作为直观组建起来的东西是时间”，是认识的首要基本片段。它作为接受性的能力即感性为认识提供对象。而知性则对直观被给予的东西进行思考，并从这种知性中得到概念。它们作为人类内心的两个基本来源源自于“共同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未知的根”、想象力或统觉。这个根是“根本的东西”，是“核心的疑难”，甚至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难题”或“肯定性难题的核心”。海德格尔认为它就是“在根子的本质中在根本上得到把握的时间”。这种时间“比空间更为源始地同‘主体’、‘我’、人类此在相连”。海德格尔由此看到康德时间的源始主体性。因此时间（和空间）作为对象或存在者的规定，是存在者的存在论规定。
先验逻辑学把思维同对象的联系视为“首要的、唯一的疑难”。它对纯粹思维进行研究，形成真理的逻辑学，因此，康德所孜孜以求的先验哲学或先验真理是一种“存在论认识”或“源始真理”。这种情形集中体现在图型论这一章。时间在这里“被证明是那样一种纯粹直观，在其中一定要建立起本质上作为一种表象的、作为思维的纯粹对象思维；这种纯粹对象思维只有通过时间才能获得它自己的、在直观意义上直接的证明，就是说，获得其真理的论证”。客观实在性的概念就同这种先验真理的概念紧密关联。这样一来，对各种对象规定性的预测的可能性、意义、权利就构成先验逻辑学的基本疑难。概念在这里必然并在本质上运用到纯粹直观和对象上面，因此，在纯粹逻辑学中就有一种肯定意义上的存在论真理：“对自然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阐释”，即对人的自然世界直观的基本结构的存在论阐释。
对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海德格尔（似乎是在联系尼采一叔本华的意义上）集中于对意志的分析。这在基本的意义上是按照“存在作为现实——现实作为意志”的结构展开的。在尼采的意义上，“意志——作为按照（合乎）对其自身的一种表一象而推向自己的自行作用”。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意志是“现实的基本特征”，是“存在性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特征”。康德唯一强调这种意志是“按照概念而行动”。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在康德那里是“对象性——客体性——作为经验之被表象性的确定性”。所以，“自由的现实——作为自在之物，即是意志”，是一种效用。总之，这种自由是“意志——被表象性”，即“实践理性”。
当海德格尔的思想从此在（生存、时间）向生成（存在自身、林中空地和无蔽等）发生转向后，他对康德的看法也发生相应的调整。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他对康德存在论题（“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的阐释中。海德格尔曾经着眼于在此在中的存在看到康德的哲学意图无非是基础存在论所追求的存在领会、存在的展开状态。海德格尔认为，在这个命题中，“存在”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此在，即现实物的现实性、生存（实存）者的生存（实存）；“实在性”是现象学所强调的事情性。所以，康德在否定意义上所说的“现实性并不是实在的规定”，实质上是说，“现实性、生存（实存）自身并不是现实物、生存（实存）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存在自身并不是存在者”。可是，康德对现实性、生存（实存）自身和一般存在是什么的回答似乎又不令人满意。为了能够理解这种对别的东西加以解释的东西，海德格尔认为需要一种“人的此在的存在论”。所以，他认为一定要注意到“现成性的展开状态属于此在的生存”，而现成性的这种展开状态则“是现成物的可揭示状态的可能性条件”；“现成物的可揭示状态、即被感知性预设现成性的展开状态”。但是，海德格尔后来进一步在“存在与思”的关联中看到了思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地位：思为被设置状态、对象性、存在及其模态的洞见和解说预先提供了视域。而且，只要思回溯到“开端性的希腊的思”，呈现为“照亮着的一保真着的在场状态”，最值得思的东西就是“我们要考虑‘存在’、‘是’自身是否有可能存在，或存在从未‘存在’，尽管如此，始终真实的情形还是：有存在”。这样，海德格尔的思的对象就不再单纯满足于思本身和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他认为这个存在本身就包含在知性认识和感性经验相联结的图型即时间之中，而先验想象力的自发性就足以解释一切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