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实践智慧同个人自身公正的、高尚的、善的事物相关，它同道德德性是一损俱损、一有具有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拥有实践智慧的人的特点就是善于考虑对于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不过，这不是指在某个具体的方面善和有益，例如对他的健康或强壮有利，而是指对于一种好生活总体上有益。”所以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总是善于从总体上考虑对自己是善的事情，他能够分辨那些自身就是善、对人类而言是善的事物。“因此，不做个好人就不可能有实践智慧。”实践智慧要求行动者有一种向善的品性，这点也使得实践智慧与技艺相区别，因为一个坏人也可能在某方面具有高超的技艺。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德性如勇敢、节制、慷慨等是与实践智慧的逻各斯一起发挥作用的。“离开了实践智慧就没有严格意义的善，离开了道德德性也不可能有实践智慧”。此外，亚里士多德有时强调实践智慧与目的的善有关，有时又强调它与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正确考虑相关。总而言之，实践智慧与个人主观的思虑有关，一个人无意中做了好事（从结果上看）不算是真正的好事，只有当他出于主观上善的思虑，并在实践中获得好的结果，这才是真正的好事。
第六，实践智慧重在实践或行动而不在认知。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实践智慧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一个拥有实践智慧的人不是仅仅为了认识各种道德德性、辨别善恶，更重要的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认识得好是一回事，在实践中做得好又是另一回事。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力图避免苏格拉底那种极端的观点——德性即知识，无人有意作恶。德性不在于一个人认识得好（有知识），而在于他在实践中做得好。“仅仅知道什么是健康和强壮不等于做有益健康和健壮的事情。因为懂得医学和运动学并不使我们更能从事有益健康和强壮的活动。”所以，要想拥有实践智慧，就必须在实践或行动当中积累经验，进行磨炼。亚里士多德指出：“青年人可以在几何和数学上学习得很好，可以在这些科目上很聪明，但是我们在他们身上却看不到实践智慧。这原因就在于，实践智慧是同具体的事情相关的，这需要经验，而青年人缺少经验。因为，经验总是日积月累的。”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指出实践智慧是一种对于具体事物的感觉，但不是感官的感觉，而是一种直觉或数学的直觉，他类比说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在判断出眼前的一个图形是三角形时的那种感觉”。
二、复兴古代的实践智慧
我们知道实践智慧概念在古代的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哲学领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每一个人过一种城邦生活的重要指导原则，因为实践智慧所凸显的既不是神的属性也不是植物动物的生物属性，而是人的社会与政治品性，即实践属性。然而西方近代以来，方法和技术概念取代了实践概念成为人类社会运作的唯一理想模式，从而导致了实践智慧的失落，精神科学失去了它的合法根基。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形成、分野与争论，表明整个西方近代思想实质上陷入了一场狂热的科学方法论竞赛。至于科学方法论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光鲜无比但实质上抽象、空虚、暗淡的帷幕背后，那真实的、具体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的实践领域却被遮蔽、忽视、冷落了。在一个实践哲学已经被人遗忘了的时代里，伽达默尔坚决要求重新恢复古代以实践智慧为代表的实践哲学传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
（一）重新规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
重新恢复古代的实践哲学，这意味着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哲学是真理的重要源泉，它应该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洪汉鼎先生说：“在当代诠释学的发展中，‘实践智慧，（phronesis）这一概念日益显示出其不可忽略的巨大作用，以致我们今天甚而可以再度启用‘实践哲学’这一名称来概括当代诠释学的后期发展。”然而，实践是否如近代以来所规定的那样是与理论相对立的东西呢？
邵华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praxis）一词具有三个不同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次指既适用于人又适用于动物的标示生物本性的活动；第二层次泛指人的活动，既包括伦理政治的活动，也包括制作、沉思等活动：第三层次仅仅指人的伦理政治活动。当然，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著作中谈及实践概念时主要是采用第三层次的意义。伽达默尔特别指出，实践一词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将实践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应用，这实质上是近代以来科学方法论崇拜所造成的一种狭隘的思维习惯。他说：“‘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动，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由此可见，与亚里士多德相近，伽达默尔认为，“实践”即：意味着全部实际的事物，以及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设定，构成实践的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它实际上就是人的整个生活世界，因而在伽达默尔这里，实践概念有着十分宽广的意涵，没有人可以站在实践之外。
因此，伽达默尔认为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一种生活形式。今天我们倾向于把实践定义为和理论对立的东西，实际上是受近代科学主义的误导。近代科学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丰厚物质成果，同时也让自然科学对于人类有一种完全新的规模、新的意义上的统治。伽达默尔指出：“在伽利略和惠更斯的机械学中获得巨大成果并在笛卡尔的方法概念中得到其哲学表述的方法的优先性，从根本上改变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从此脱离实践成为一种方法论，以至于人们平常在用实践一词时就有着一种反教条主义的意味，即怀疑自己对某些还没有任何经验的东西仅有理论或生搬硬套的知识。显然伽达默尔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根据他的考察，“理论”（theoria）这个词在古希腊人那里最初的意义就是指观察，但是观察并非单纯地看，并非单纯地确认现有存在的东西或者贮存信息，因而人们可以借此征服一个对象或使其为我所用，而是一种人人都能参与或介入其中的活动。实际上，在古代“理论研究者”（theoros）就是指节日代表团的参加者，即参与到节日活动中来，与他人共在、同在。伽达默尔说：“theoria（理论）并不首先被设想为主观性的一种行为，即设想为主体的一种自我规定，而是从它所观看的东西出发来设想的。Theoria是实际的参与，它不是行动（tun），而是一种遭受（Pathos），即由观看而来的入迷状态。”由此可见，理论并不是指一种置身其外、毫不关己的中立性观察，而是一种人人都参与其中，并且超越个人的主观意图的实践活动。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就是要用一种“参与的”理想，来补充或者说超越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独断的“客观性”理想。伽达默尔争辩道：“我的观点刚好相反，‘精神科学，中最关键的不是客观性，而是与对象的先行关系。我想该知识领域用‘参与’（Teilhabe）理想——如同在艺术和历史里鲜明形成的对人类经验本质陈述的参与——来补充科学性道德设立的客观认识理想。在精神科学中参与正是其理论有无价值的根本标准。”
相关专题：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关于金融风险化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