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的现象学那里，现象学方法与对象已经被混淆起来，这种混淆实际上是现象学方法与现象学的真正对象即“彻底的现象性”之间的“矛盾”和背离。因此，亨利认为，有必要重新澄清现象学的方法和对象，有必要把现象学的方法与现象学的对象分离开，并且有必要排除现象学的方法。他宣称，“我排除这种作为方法的现象学定义，即一种意向性澄清的方法，实行现象学还原并且声称以这种方式获得一些可靠的结果。实际上，这种由其方法特别是由还原来界定的现象学，已经在关于现象学的对象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立场；它把现象学的对象当作思维的对象来考虑，并且由此当作是应该被思考的因而是可以被思考的东西。不过，这种关于现象学对象的构想，已经是一种对于现象学对象的变性”。
排除作为还原方法的现象学，是为了返回到现象学的对象，返回到现象学本身并且将其彻底化。在我们刚刚引用的文本中，亨利接着说，“那么，现象学的对象是怎样的？现象学是关于现象的本质的科学，就是说，关于现象的纯粹现象性的科学。换言之，现象学并不考虑事物，而是考虑它们由以被给予我们的方式，它们的被给予性的样式，正如胡塞尔在1905年关于时间的讲座第39节第8个附录中所说的，不是对象，而是‘在如何之中的对象’，也就是说，在它们的被给予性的如何之中的对象。然而，必须是更加彻底的：说实在的，现象学并不考虑在其被给予性的如何之中的对象；它放弃这些‘对象’检查这个‘如何’本身、被给予性本身，检查显现。……因此，现象学的对象最终不是事物被给予我们的方式，而是给予本身被给予的方式，是纯粹的表现被表现的方式，是纯粹的启示被启示的方式。现象学的原初对象，就是如此的纯粹现象性据以被现象化的现象化样式”。
因此，现象学的彻底化，就是要返回到它所追求的原初对象，即纯粹现象性及其现象化样式。在亨利看来，这种纯粹现象性就是绝对的主体性，是现象学上的生命，其现象化样式是生命的内在的自行显现，生命的直接的自行给予，恻隐的自行感发（auto-affection pathetique）。生命超出了意向性的可见视域，超出了现象学的明见性。唯有这种生命的内在性，才能够给意向性、超越性提供最终的奠基。意向性的基础不在于它自身，而是在于非意向性的生命之中，因为只有首先在生命的自我给予之中被感觉、被体验（s’eprouver），被如此内在地给予，意向性才能发挥其作用。“只有基于这种彻底的内在性，某种类似于超越性的东西才是可能的。观看只有作为一种非观看而被实现……这个非观看、这个未见、这个不可见，并不是无意识。它不是对于现象性的否定，而是现象性的最初现象化。它不是一种预设，而是在其非绽出的但又不可否认的侧隐之中的我们的生命”。
三、小结
由此可见，亨利对于现象学方法的批判，无论是对于理解经典现象学还是对于理解“未来的现象学”来说，都具有根本的意义。我们知道，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首先就是以方法而著称，如同亨利所说的，“方法问题与现象学密切关联，以至于现象学似乎是由方法来界定的，明确地作为一种方法，作为一种特定的方法”。现象学方法的批判揭示了现象学的“过去”：经典现象学依然局限于西方传统哲学的预设，即存在论上的一元论（更准确地说，现象学上的一元论），这种一元论仅仅承认唯一的一种显现样式，仅仅按照意向性、超越性、外在性、视域、世界来理解存在的显现，把主体性理解成意识与其对象的关系。因此，现象学方法的批判揭示出意向性现象学的还原方法的局限，揭示出这种方法没有能力把握到的“实事”，即纯粹的主体性、生命的彻底内在性。
另一方面，现象学方法的批判还表明，意向性还原妨碍了现象学目标的实现，因此有必要为了“真理”而抛弃“方法”，重新澄清现象学的真正对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亨利力图“将现象学加以彻底化”，进一步提出了他的“物质现象学”、“生命现象学”的筹划。因此，现象学方法的批判逆转了现象学的方向，敞开了一个巨大的领域，即“非意向性现象学”的领域、不可见的生命领域。物质现象学打断了经典现象学的方法和对象之间的统一性，但是在更加深刻的起源之处，在生命的源*显现（archi-apparaitre）之中，方法和对象将会重新统一起来：生命、道路和真理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