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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计量(2)

二、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计量——意义与缺陷并存 
  可以说,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是通过合理选择代表性会计政策和重要影响因素,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信息以恰当的形式进行综合提炼,并最终以动态指数的形式予以呈现。因此,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是一个信息高度浓缩的指标,一方面它是对企业整体会计政策选择状况的总体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对会计政策选择信息的动态描述,是一个包含不同时间、不同企业、不同会计政策、不同影响因素的四维信息指数系统。因而,Zmijiewski和Hagerman的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根除了已有研究中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状况缺乏总体评价和计量指标的不足。 
  (一)有利于企业进行自我评价 
  根据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计算方法,可以构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综合评价系统,从而可以进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分析与评价,并形成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综合排名;或通过横向比较某一时期的综合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企业管理当局可以了解和比较本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总体状况,明确与其他企业的不同;或企业可以建立个体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通过纵向比较确定其会计政策选择变动轨迹,及时调整不恰当的会计政策选择,达到优化会计政策选择的目的。 
  (二)有利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代表了对应时期企业整体会计政策选择状况,通过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政策制定者可以分析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相关的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如我国上市公司表现出的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大清洗”现象、“再融资”现象等),并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会计准则制定对企业整体和各行业所造成的影响,可以分别从综合和分类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灵敏变动中及时反映出来,为准则制定者及时了解准则执行情况和评价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会计政策选择的总体状况和差异提供途径。 
  (三)有利于会计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计算也为相关会计理论和实务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思路与途径。例如,可以以此为基础考察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与股票价格指数之间的内在联系等。上市公司年度报告附注部分提供了大量的会计政策选择信息,但是面对冗长的年报附注及其披露出的各种会计政策选择,如果不加以整理,信息使用者会无所适从,从而难以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状况进行准确的评判。从大量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信息中挖掘出重要的信息,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计算将这一复杂问题予以解决,将冗长的会计政策选择内容归纳总结为一个简明的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从而有助于研究者的使用。 
  会计政策选择总体计量指标的出现表明会计政策选择研究领域已经被研究者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研究的科学性也在增强。但是,Zmijiewski和Hagerman的截面组合模型(1)的R2最高的仅有0.09066,表明该模型有很多方面亟待改进。从Zmijiewski和Hagerman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计算过程来看,在某些步骤存在严重的缺陷。 
  首先,计算过程第一步未对四种会计政策的选用原因做任何说明。在企业选择的众多会计政策中,只选用存货计价、折旧计提、投资减免税和以往服务退休金成本的摊销期限四种会计政策(本文称之为代表性会计政策)来计算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显然这一选择必须经得起严密的推敲才行,但二人并未对这一选择原因进行说明,只是从之前二人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他们曾研究了这四种政策的政治成本和契约动因的差异。其次,计算过程第三步多种赋值方法的运用中,并未对各种会计政策选择对盈利影响程度的人为假设加以证实。二人首先假设四种会计政策对盈利的影响程度相同并据此赋予一组策略值,之后假定四种会计政策对盈利的影响程度分别为1、1/2、1/2、1/4并再赋予一组策略值。客观地说,各种会计政策选择对盈利的影响程度是一个较难测定的问题,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资产构成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再次,计算过程第四步影响因素的选择可能还不是很恰当,导致其与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关联性较弱,模型(1)的R2较低。最后,缺乏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的有效性进行测试。如以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根据模型的F值、Adj-R2、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Durbin-Watson值、自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确定模型是否成功建立,是否有尚未纳入分析视野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加之获取各企业整组会计政策选择信息的工作量极大,故后来很少有学者再用此方法研究会计政策选择。 
  我国学者曾分别以部分省市上市公司、部分行业板块上市公司或沪深股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及其多样性进行了研究,涉及的会计政策有存货发出计价、固定资产折旧、三大减值政策的选择、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债务重组损益、商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这些研究均采用了Zmijiewski和Hagerman方法,缺陷即是对代表性会计政策随意选择、对会计政策选择策略主观赋值、影响因素的选择都是基于机会主义行为观而选择的(主观影响因素——公司特征、盈余管理动机等)。 
  刘斌、胡媛也认为Zmijiewski和Hagerman将会计政策选择对盈利的影响程度进行主观赋值的方法具有主观随意性缺陷,且研究对象只包括了4种会计政策,缺乏全面性和说服力,因而以截面修正Jones模型进行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分离,来计量组合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利润的影响金额。但文章对纳入模型的反映组合会计政策选择计量结果的变量之选择原因并未交待,故仍然具有主观随意性。 
  因此,总体来说会计政策选择策略系数计算方法和程序尚缺乏科学性和条理性,尤其是代表性会计政策的选择方法亟待改进。 
  三、代表性会计政策的选择——基于数据挖掘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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