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政治界已经形成共识：过高的监禁率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此高的监禁率也没有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全。司法部副部长Sally Yates最近指出：我们对非暴力毒品犯罪的监禁支出每多花费一美元，就意味着我们向反黑客和反本土恐怖分子活动的投入减少一美元，也代表我们向基层街面巡逻警察的投入减少一美元。目前，美国各级监狱每年的总支出已经超过810亿美元。这些经费足够我们投向全国3-4岁儿童的教育，这样就可以改变这些小孩子的人生轨迹，最终减少犯罪。
目前，全国受过监禁的人数超过7000万人，占到所有成年人扣的三分之一。每年有110万人进出监狱，这些人被投进监狱极大的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家庭，尤其是绝大多数的有色人种和贫困家庭都深受其苦。我们牺牲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和人力成本，把任命从社会和学校带进监狱。在过去二十多年，尽管我们的暴力犯罪率大幅下降了，如此高的监禁率也并没有让我们社会的安全感提高。在实施更加严格的法律和执法措施时，许多的调研报告也明确揭示出：有色人种(尤其是非裔和西班牙裔人)被主观盘问、搜查和逮捕的比例远远高于白人，这增加了社会的种族歧视。
作为总统，我支持基于证据(evidence-based)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同时，不像其他许多问题在华盛顿存在党派争议，刑事司法改革在两党之间的共识越来越多，包括有越来越多共和党人也在呼吁刑事司法改革。我依然对此充满信心，希望刑事司法改革在未来几年能够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当然，我也清楚，由于这个问题积累的复杂性，刑事司法改革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
三、改革联邦刑事司法体系
每周，我都会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希望我处理各州和各地方的刑事司法问题，联邦对于这些问题的作用确实是有限的。目前，90%以上的监狱(prison)人口和100%的拘留所(jail)人口是接受州和地方司法制裁产生的。
在联邦层面，总统的的权力也是有限的。我们的《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行政、立法和司法分别独立行使各自权力。作为行政权，总统有限的作用是保障法律的公平实施。总统个人是无权决定具体的刑事司法事务的，他们是由检察官和执法官员负责。总统不能决定谁在什么时候对谁进行公诉，司法部也受到内部规则的严格限制，不能任意与他方接触，以保障其他部门和人员不被过分干预。但是，总统在刑事司法改革过程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不仅对联邦刑事司法体系改革产生影响，还可以给州和地方的刑事司法改革树立榜样，从而促进州和地方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