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基督教在华的传教策略。”
可能是因为受到佛教寺院建制及支那内学院的影响，1922年，艾香德在南京和平门外创办景风山基督教丛林，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向中国佛教徒传播基督福音的工作上。他不仅向一般民众传教，而且还吸收佛教徒、道教徒和佛教居士来这里学习，通过传教活动，来实践宗教联合运动。因此，景风山称为“丛林”而不是“教堂”，乃是借用佛教词语来消弥佛教徒对基督教的抵触情绪。艾香德还提出，基督教要走人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要使教会通过与中国文化结婚，洗刷去西洋文化色彩，走中国化的道路。他甚至主张在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中吸取一些佛教的内容，例如，布道时，牧师可以穿佛教服饰，引用一些佛教经文来诠释基督教义，做礼拜时敲钟、焚香、点蜡烛、跪诵祷文、唱颂中国曲调的赞美诗等。景风山上每日供应的膳食全是素菜。“艾香德博士在南京与佛教界人士交往，有六至七年之久，僧侣方面的受洗的人数，虽然不多，可是每年来访问或询道的僧人，多至千人，影响不可谓不大。”艾香德创办的“景风山”成为一个颇有佛教化色彩的基督教场所，吸引了社会上三教九流人士前来访问。这究竟是基督教向佛教徒传教呢?还是基督教受中国佛教影响而出现了佛教化的倾向呢?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这两种倾向共同促进了基督教与佛教之间展开对话与相互了解。
艾香德在南京时还努力学习佛学，甚至是佛学中最难的因明学。曾著有《中国宗教史》的宗教学家及基督教教会史学家王治心受艾香德的影响，曾专门到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吕潋和王恩洋请教佛学，后著有《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为解决佛教因明学的疑难问题，王治心特地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到支那内学院听吕潋讲因明，“得吕先生的启示，始得略窥其门径，归而复治因明之书，若有所得。”后来，艾香德曾为《基督徒之佛学研究》作校勘，还写了一篇英文序。此书中有几十页是讲因明要义的，满篇佛教术语，艾香德能为它做校勘，可见他对因明学也有了一定的研究。
北伐战争开始后，南京景风山的房舍毁于兵火，艾香德率院众在上海住了三年。1930年，艾香德把工作由内地迁移至香港，在沙田购置房舍创办“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作为人们研究宗教与修养身心之场所。为了吸引佛教徒和道教徒前来道风山，艾香德邀请丹麦著名建筑师艾术华(Johannes Prip Moller，1889～1943)为道风山设计了庞大的中国式建筑群，其标志就是十字架放置于佛教所崇奉的莲花之上，表达基督教向佛教徒传教的一种象征。1933年，道风山建成后，艾香德又于1935年在杭州创建了天风山，后又在云南大理、四川峨嵋、湖南衡阳等地建立起相类似的宗教场所。
三
宗教对话就是要在各种多样性的宗教中寻求统一性，在差异性中求得一致性，从而为各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构建一个交流的基础和共处的平台。这要求对话者在对话的过程中，必须放下自我，深入了解他者，使得某一种信仰对另一种信仰有深刻的或同情的理解。艾香德虽然是西方人，但他热爱中国文化；虽然是基督教牧师，但他了解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宗教与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因此，他提出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宗教。基督教徒应在各宗教团体中，作宗教徒的友谊工作，先从佛、道二教着手，然后再及其他宗教。1920年，艾香德发起“宗教联合运动”。虽然这是一种基于宗教对话而达到的宗教联合的运动，但这种宗教联合，用艾香德的话来说，是宗教家之联合，而非宗教合一。
为更好地了解佛教，艾香德积极与佛教僧侣交往。据《太虚大师年谱》介绍，1924年7月13日至15日太虚大师创办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在庐山大林寺召开，参加会议的国内代表有湖北了尘、湖南性修、江苏常惺、安徽竺庵、江西李政刚、四川王肃方、浙江武仲英、上海张纯一等十余人。日本有法相宗长佐伯定胤、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博士等，水野梅晓、史维焕为传译。英、德、芬兰、法而自承为佛教徒者数人(中有艾香德)。艾香德是当时基督教新教中为数不多的积极了解佛教的人物，他与太虚大师在庐山上一见如故地成为朋友，经常就基督教与佛教进行讨论。正是通过这种各执己见的讨论，艾香德也更加了解了基督教之外的其它宗教。
艾香德指出，中国有进行宗教联合运动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历史上看，中国能容纳各种宗教，各宗教之间基本上能够彼此尊重，和睦共处，从来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所以在中国最适宜开展各宗教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基督教进入中国后，只有先消弥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之间的隔阂，促进与佛教、道教之间的相互了解，才能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道路。1925年，艾香德在金陵神学讲授《宗教概论》课程时谈到：“今日宗教的缺憾，无非因大部分教徒，不知用正当的方法，寻求真理，只是抱着党同伐异的野心，用村妪骂邻的口吻，一味排斥他人，指为邪道异端，使真理日渐闭塞，那真是宗教的罪人。”于是，他抛开门户之见，通过对耶佛道儒回五教的上帝观、宇宙观、人生观和宗教教育的比较分析中，寻求真理的门径，取思想之精华。其中，艾香德对大乘佛教的无上般若智慧尤为赞赏。该讲稿后由黄景仁用中文记录整理，上海广学会于1931出版。另外，艾香德还著有《中国的宗教：中国宗教史手册》、《东亚敬神和默祷的类型》等，这些著作表现了艾香德对中国宗教的关注与了解，从而为他倡导宗教对话提供了良好基础。
艾香德站在基督教立场上，认为所有宗教信仰其实都与同一个终极的神圣存在者相关，但由于环境不同、文化差异，它们对那神圣存在者有着不同的体验，由此导致了彼此不同的解释。艾香德希望在不违背各宗教信仰的原则下，通过宗教领袖之问的对话，在“求同存异”中促使各种宗教之间相互了解，然后再进一步开展宗教联合和宗教文化的交流工作，由此表现出一种开放的胸襟和大同眼光。艾香德所倡导的宗教对话是以上帝和生命为双重中心的。这种对话模式，既反映了基督教信仰是他在宗教对话中的一个根本立足点，也反映了他对中国宗教中所表现出生命关怀的赞赏。
从信仰的角度看，艾香德认为，上帝观是宗教最要紧的问题：“上帝是宇宙的大灵，也是宇宙的本体，基督是本体的现相，使徒保罗说：‘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耀，是他本体的现相。’至于圣灵呢?无非是本体与现相的作用，可知基督教所说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恰与佛家的体相用是同一的原理。”上帝为基督教的崇高信仰，也是中国佛教的根本信仰。“释迦产生于高尚哲学思想的环境里，饱受了一元的思想，发生因果论，他以宇宙本体为因，这因好象是宇宙的大灵——上帝，它是无始无终，无声无像，万物部发源于此，它有了万物的缘，便成万物，所以说宇宙万物，乃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谓一切众生，都是本体的现相，他所说的‘用’，好像是我们基督教所说有圣灵，是为现相的作用。”艾香德认为，佛教的基本教义，如因果轮回、因缘合和、本体现相等其实都是基督教上帝观的另一种表述。佛教与基督教都追求宇宙真理和人生真谛，愿意为了超越世俗的“神圣存在者”而作出任何牺牲，它们在信仰上具有相似性。
从生命的角度看，艾香德认为，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中国的佛教与道教，虽然有不同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