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ical Relation Between Mahayana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由李路得鉴正、李原述辞、宽度校字，译为中文，题为《佛教源流考》，于1921年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虽然这是一部讲述佛教史的著作，但艾香德却是站在基督教角度来诠释佛教的。在该书的《绪言》中，艾香德说：“神道设教，各家所同，事一神焉，或多神焉，物神焉，万有神焉，未有无神，其派犹得称宗教者，人类世界同为上帝所造，同属主宰权力之下，天性同，心理同，感想同，大道所在。”人类所拥有的宗教虽然千姿百态，但因“人类世界同为上帝所造”，故天性同，心理同，这就是大道所在，所以佛教也就能归之于基督教。艾香德认为，佛教所说的“真如”，即人之本来面目，就来源于上帝之位格。“人类元始系上帝肖己所造。人之本来面目，即属上帝，故真如也，如来也，均实指上帝与上帝位格之存在。”他虽然指明了佛教与基督教在信仰上的差异，但却用基督教教义来简单地诠释佛教。这种“以耶释佛”难免有牵强附会。
艾香德在书中还介绍了佛教的教理与教派，其中对小乘佛教和禅宗有一些批评：“小乘为释迦在世时所倡，言功不言信，自尊而不尊神，纯然无神派。学者后世禅宗近是。”对佛教净土宗却最为欣赏，认为其与基督教有相似之处：“净土宗之在中国释家，自创立以至今日，虽不具表现之势力，递默运潜移常，令人不拘执形式之布置，而注意广义之属灵主义，弃法言恩，舍功立信，盖与基督徒之对待法利赛人如出一辙。佛门之与净土龃龉者为禅宗。禅宗主不念佛，净土以念佛越多为贵。然禅宗之大殿绕佛，似又受净土影响，至若净土文及诸方日诵忏文，皆宗教律各家，朝夕不离。概言之，各寺派宗风所含净土礼仪格式，悉由积渐混合而成，人心趋向之，信仰有不得不相联合之势，可见净土宗于中国佛门之效力伟矣。”艾香德既看到净土宗与禅宗的区别，也看到佛教在后来发展中出现的“禅净合一”之现象，觉得这是净土宗在弥补禅宗的不足。从这本书中可见，艾香德对佛教的认识已比较深入，但对佛教的评价却是以基督教为标准的，如认为禅宗属于小乘佛教，净土才属于大乘。他甚至认为，中国佛教之所以在近代出现了衰退现象，乃是因为佛教传人中国是先大乘，再小乘。小乘佛教思想多夹杂在各宗法门之中，使大乘因信称义之旨今罔不在。艾香德在“以耶释佛”中而形成的对大乘和小乘佛教的这种看法与中国佛教的历史与思想还是有差距的。
艾香德赞赏大乘佛教，认为它与基督教在信仰上相契合，基于此而提出了宗教联合的思想。艾香德在1920年回国后，呼吁教会建立一个宗教联合组织，既帮助信仰不同宗教的人能够了解基督教，也帮助基督徒能够了解其它宗教。他积极在瑞典、丹麦、挪威发表演说，向人们宣扬他的宗教联合的工作意义与具体计划，而且还用挪威文著有一本研究中国佛教的书籍，书名为Truth and Tradition in Chinese Buddhism，挪威文原版于1922年于在瑞典出版，这是作者1921年春天应邀在瑞典乌普苏拉斯堪地纳维亚大学(Scandinavian University)所作的系列讲演稿，后由主持方瑞典整理出书。由于这是给西方大学生讲解他们十分陌生的中国佛教，因此艾香德只是简要介绍一些佛教的基本知识，但却有着西方人认识中国佛教的特殊视角。例如，书中非常细致地介绍了僧侣的拜佛仪式、对待佛经的态度。僧侣们在触碰佛教经卷时都相当恭敬，每天做功课念诵的经卷，一般是包在绣花的红色包袱皮里，摆放到阿弥陀佛像座下，而他们在自己僧房里使用的经卷，通常则是存放在一个小书匣子里面。像这种细致观察和具体描述，在中国人的笔下是也很少见到的。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英文本，书名题为《支那佛教的教理与源流》，封面上印着作者的汉文名字“艾香德”，还列有一个副标题：A Study of Chinese Maha-yana Buddhisrp.，表明它是讲述中国大乘佛教的。该书出版后销路非常好，到1932年已经发行三版。每次再版，都做了新的增订。1932年日军炸毁商务印书馆，该书的书版也在这场灾难中遭到焚毁，但在1934年，商务印书馆又很快第四次重新排印发行该书。艾香德利用这次重版的机会，又对文字做了一些新的修订，增加了一些插图，图文并茂，较之旧版，反而更为完善了。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这本书，居然选择英文而不是中文，可能是因为此书是写给西方人，尤其是给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看的，它的多次再版迎合了20世纪初，西方人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佛教的要求。
从该书中可见，艾香德看到当时中国佛教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一般佛教僧侣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入教者的素质也比较差，甚至一些强盗小偷等刑事犯为躲避官府的追捕而逃到寺庙中避难。他们中的少数人改邪归正，皈依了佛门，余下的则成为不为社会所认定的“野和尚”，在一些小寺庙中以主持丧葬仪式来维持生计。有学养的高僧大德一般都住在大寺庙里，以修身养性为务，他们代表着佛教主流。与一些传教士对佛教抱着批评、排斥的态度，从而将佛教视为行将没落的垂死宗教有所不同，在艾香德看来，中国佛教中虽然有一些僧侣的表现十分腐败，令人厌恶，但也有一些僧侣和居士是真理的探求者和追随者，当时的中国佛教在这些僧侣和居士的带动下正在走向复兴。
艾香德在1922年又来到中国，参观了位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艾香德在《支那佛教教理与源流》中对支那内学院及创办人欧阳竟无作了介绍，称支那内学院为一所“贵族式的”佛学院。人们在那里会碰到一群有教养的、好人家出身的中国人，还能够学到一点儿梵语，院中洋溢着一种很优雅的学术气氛和人文精神。凡是入院学习的人，都要学习四年后才有资格研究佛学。但他以传教士的眼光来看，又认为支那内学院里有一种重视学术研究的气氛，明显地缺少一种宗教热忱，这表现为全院上下一般不做佛教徒的日常宗教功课，每个人独自负责他自己的体悟与修行。这大概也是支那内学院比较重视佛教学术研究的倾向给外界留下的一种基本印象。他在书中不仅专门介绍了圆瑛、谛闲、太虚、印光、欧阳竟无等人的思想与事迹，而且还特别指出，促进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力量就在那些有教养、有知识的僧侣和居士之中。因此，英国宗教学家埃里克·J·夏普(Eric J，Sharpe，1933～?)评价说：“艾香德并非从书本中，而是在观察中获得他多数的最真确的资料……他在著作中所说的并不是他所读到的，而是他曾看见及曾经验过的。”
艾香德不仅在《支那佛教教理与源流》对佛教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而且在1928年，他还发表了一篇题为Some Present Aspects of Buddhism in Chins(《中国佛教的一些现状》)的文章，阐述居士们在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过程中所作的努力与贡献。例如，佛学院的建立和佛教杂志印刊都依赖居士的经济资助；居士们虽然皈依佛教，但仍然在社会上活动，既促进了佛教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也加深了佛教的社会影响力。艾香德曾特别强调，“这是一股不能轻视的力量，也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