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者的身份来审判义人与恶人，随之天地将要毁灭，而后际开始。
概括而言，宇宙神话部分主要是为了说明摩尼教的宇宙观和现实世界的产生，在逻辑与时空上均先于人类始祖的产生，是超历史的；而历史神话部分主要是为了解释人类的起源与拯救过程。因此，对于摩尼教这种以救赎灵魂为根本目标的宗教，对信徒而言最重要、最实际的应当是历史神话部分。在作出宇宙神话与历史神话的区分之后，光明夷数／耶稣在摩尼教信仰中的突出地位也就相当明显了：夷数是拯救人类的主要之神，是人类的救世主和末日的审判者。就此而言，夷数在摩尼教救赎论中的地位，与耶稣在基督教救赎论中的地位，是具有一定类似性的。
正因为如此，摩尼本人才会自居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撰写的第一部大经也被命名为《生之福音》(Liv-ing Gospel)。正因为如此，西方历史上最有名的(前)摩尼教徒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才会在具有自传色彩的《忏悔录》中如此反省当年误人摩尼教的经过：“因此，我蹈人了骄傲、狂妄、巧言令色的人们的圈子中，他们口中藏着魔鬼的陷阱，含着杂有你的圣名和耶稣基督、‘施慰之神’、‘圣神’等字样的诱饵”；“他们语语不离这些名字”，“经常用各种方法在长篇累牍的书本中向我高呼着你的名字”。因此，在摆脱摩尼教十余年之后，他才会如此着力地表白道：“那时我怎样从心坎的最深处向往着你”，“但我以为这一切就是你。”应当说，这不是作为天主教会主教的奥古斯丁对当初那段摩尼教“听者”经历的曲意掩饰，而是如实地反映了夷数／耶稣在摩尼教信仰中的特殊地位。总之，《忏悔录》对奥古斯丁摩尼教经历的追述与《科隆摩尼古卷》等文献所揭示的信息是相互印证的，二者同样有力地指向了犹太一基督教传统对摩尼教的深刻影响。
此外，虽然“汉文[摩尼教]文献就数量而言，不及科普特文文献”，但“其重要性并不随着其他文字文献的发现而降低”，但毋庸讳言的事实是，今人对于摩尼教的总体认识框架，迄今为止仍然是在西方学者的主导下，主要依据非汉文史料而建立起来的。尽管东传摩尼教所用的基本术语毋庸置疑地体现了佛教的影响，但是，汉文文献中所见的摩尼教神佛系统是与主要依据西方史料建构出来的摩尼教神话体系相当契合的。可以推论，这种契合度越高，就越说明摩尼教的基本教义是普世的、稳定的，就越说明历史上的摩尼教尽管“入乡随俗”，却并未“混淆教义、误导世人”，也就越难令人完全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佛教化”的)“东方摩尼教”的假设。进而，愈加强调犹太一基督教传统与摩尼教之连续性的倾向，于无形中也会使佛、摩比较这种对汉语研究者最有利的研究方法变得不那么有利，从而为扩大汉语研究成果在国际摩尼教研究中的话语权增添额外的难度。潜在的长远问题是，假若林悟殊先生当年所谓的“当摩尼教西传时，它所吸取的基督教成分越来越多，以致被当成是基督教的异端；但当它东渐时，佛教的色彩越来越浓，以至初人中国时竟被误作佛教的一宗”已经显得过于“保守”了，那么诠释东方史料而得来的摩尼教教义是否只能对西方的研究起到有限的补充作用呢?
正是在这种学术语境之中，芮传明先生对“东方摩尼教”概念的坚持，就越加显示出了鲜明的特色与针对性。以对摩尼名号的考证为例，马小鹤先生认为佛教色彩是摩尼教东传之后才“逐步染上”或曰“再生”的，主张要在西方宗教的传统中探寻其“原生”的渊源；而《东方》则力陈“不应该否定或忽视摩尼教在创教之际就受佛教影响的可能性”。
在坚持“一家之言”的同时，《东方》一书的另一优点是不以总体性的解释框架来扭曲对具体问题的考索。虽然《东方》注重挖掘东传摩尼教中的佛教因素甚至是“佛教化”现象，但该书仍在多处审慎地指出了这一思路在具体应用时的限度，例如：(在探讨“五妙身”时)尽管东传摩尼教“融入了十分浓重的佛教色彩”，但“这种‘色彩’似乎主要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上”；(在阐明“平等王”之原型非佛教之“阎罗王”而实为耶稣时)“摩尼教尽管借用了大量的佛教术语，却未必全部沿用了它们的内涵”，“在不少情况下，只是徒有其表而已”；(在辨析“佛性”的概念时)汉文摩尼教文献虽然借用了佛教术语，“却并未改变其固有的涵义”，所以所谓的“佛教化”“有时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二教之间仍有“相当的差别”；(在辨析“轮回”、“地狱”等观念时)在“相当浓烈的佛教色彩”之下，摩尼教教义的“真正内涵”并未改变，在二教教义之间存在“重大差别”，“不可同日而语”，等等。类似如此的论述都显得实事求是。
二、民族史路向中的摩尼教
可以展望，假如汉语摩尼教研究者们能在教义和伦理方面令人信服地建构出“东方摩尼教”的重要特质来，这必将成为一项令国际学界瞩目的成就。不过，在此之余，除以马小鹤、芮传明为代表的教义路向研究之外，还有理由给予中西交通与民族史路向的摩尼教史研究以特别的期待。正如林悟殊先生在十余年前所展望的，摩尼教的“本土化”问题值得中国学者的进一步投入，而回鹘摩尼教的研究不仅是整个摩尼教研究中最受瞩目的“一颗明珠”，“尚大有可为”，也是中国学者可望有“独特建树”的一个领域。的确，摩尼教在中国与中亚有着悠久的传播史，它在回鹘人中的传播更是“摩尼教史上最灿烂的一页”，后一路向摩尼教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令人略感遗憾的是，《东方》一书虽为《研究历史与文献资料》专辟一章，已对耿世民、李经纬、晁华山、张广达、荣新江、柳洪亮等诸位先生的部分相关研究有所罗列，但该章在总体上仍将中西交通与民族史路向上的摩尼教研究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上。
可以观察到的状况是，这一路向中的摩尼教研究是文献、历史与考古等各个学科相交融，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经济社会等多种视角相汇聚的。鉴于国内学者在这一方面的长期努力，所谓“国人有条件治摩尼教者不过三五人，研究成果为数不多”的议论是过苛的。下面仅以王小甫先生发表于2010年的新文《回鹘改宗摩尼教新探》为中心，对民族史路向上的摩尼教史研究妄议一二。
鉴于回鹘摩尼教在维吾尔族与摩尼教的历史上均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学界对于回鹘文摩尼教文献、回鹘摩尼教历史的兴趣都由来已久。杨富学先生在发表于2007年的文章中，依次考察了牟羽可汗率回鹘人改宗摩尼教的历程，摩尼教在回鹘的“国教”化，回鹘信奉摩尼教的社会、商业与宗教原因，以及摩尼教在回鹘消亡的时间等基本问题，较好地代表了国内的回鹘摩尼教史在此前已经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森安孝夫出版于1991年的著作《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则充分显示出了国外学者在这方面早已达到的高度。
仅就公开发表的文章来看，王小甫先生发表于2004年的雄文《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以下简称《建国》)⑦就是一个代表。该文极具匠心地诠释了篇幅相当有限的契丹史料与中文的摩尼教资料(主要是林悟殊的《摩尼教及其东渐》及收为其附录的三大汉文摩尼教文献，以及德国学者克林凯特的《古代摩尼教艺术》)，大胆地运用了神话比较、审音勘同等方法，极力强调了回鹘人的摩尼教在契丹建国过程中所显现的重要影响，其
相关专题：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新农村建设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