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议政机构，能和来自境外有身份的人常打交道，尤其是能在一些场合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尊重等等。当然，以上所说还仅限于少数专职神职人员，但作为一个社会自然人，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他们无疑是现阶段人生之途上的自成一类。
三、刻板的“文化模板”与“文化残存”
广东省的天主教乡村教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各大差会的影响至今犹存，特别是在潮汕及客家地区，纯粹的天主教教徒村毫不鲜见，笔者曾短期考察过，著名者如2002年逝世的香港教区主教胡振中出生地梅州赛洞村；长期在梵蒂冈罗马教廷担任全球海外华人传教处主任之职的彭保禄出生地汕尾市莲塘村。至今广东地区的年轻天主教神父们，基本上出自上述两个地区，例如揭阳市的上山子村，是一个大约有130年天主教传人史的教徒村，在这个村落的教堂中，1949年以前先后有3位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籍神父作为这里的驻堂神父，1949年后该村走出8名神父和4名修女，神父中2名已经故去，其他6名现在分布于广东省各地，其中一位2008年12月4日祝圣为天主教广州教区主教。
严格意义上的教徒村，按照笔者的理解，即所有的村民，不论年龄和性别都是信徒。笔者先后在广东地区6个天主教教徒村做过观察与访谈，期间不自觉地将之与基督新教乡村教会做一些比较，下面所描述的一些现象，更多地是带有一些感性的评论，并不意味本人是在对两者作本质上的价值判断。
乡村教会是一另类的“熟人社会”，乡村教会是否具有不断向上的活力，在于其本身是否能够不断地自我更新和创造出新的社会资源，这在笔者调查广东地区基督新教传播地区有明确的显现，但是在传统的天主教乡村教会里却显得苍白。笔者所观察到的乡村天主教会，“外地人神父”与“本地人信徒”的相互隔膜；“年轻神父”与“年长信徒”之间的道德冲突；面临信徒“灵性生活”与“世俗生活”双重诉求的神父困境；“老年信徒的虔诚”与“年轻信徒的淡漠”；“隔代相传现象”虽然保证了教徒村天主教信仰得以延续，但也冲淡了村中的信仰气氛；乡村的社会经济、政治乃至管理结构等仍然处于激烈变革时期，因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心态的稳定。如此等等，使得这些传统的天主教乡村教会似乎形成了一种刻板的文化模版(cyclostyle)。
首先，在这些教徒村，由于大家都是信徒，信仰似乎已经没有身份标识的作用，信仰更多地变成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人们不会因信仰而在自己与他人的生活中引起惊讶，议论；没有人会指责某人不去教堂、孩子不去受洗，同样也没有人称赞那些常去教堂参加活动的天主徒。在教徒村里，天主教的信仰及其活动，甚至变成了大部分中年人和绝大部分年轻人的儿时记忆，尽管他们也都接受过洗礼。相反，当他们在外地时，反而容易唤起自己信仰的身份意识，并往往去为自己的信仰身份寻找临时归属，例如，笔者在佛山天主堂遇见过分别来自揭阳、汕头乃至湖南等地的天主徒。因信仰而带来的信徒之间的相互扶持这一乡村教会的基本功能，在这些教徒村里也基本失去了，而这一功能更多地只是表现在作为一个可以被区别的群体时，体现在非天主教的时、空领域中，也就是说，当周围只有部分人是天主徒时，宗教信仰所带来的相互扶持这一社会功能才能够体现出来。
其次，信仰的单极化反而导致了信仰本身的淡化。这类天主教徒村，是在特定环境下得以自足的一个信仰群落，沿着一条惯性轨迹得以自我更新，不是靠外来的宣教者，也不是男性的爷爷或父亲，而更多地是奶奶、姥姥的信仰不断地灌输给了隔代的孙子孙女辈们，从而使村里这一外来的但又相对古老的信仰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村里的基督信仰的力量更多的是仅仅表现在对中国农村传统信仰的抵制上。
第三，在传统的天主教村落里，神父几乎处于缺位状态，只有在礼拜日或重大节日时才过来指导村民的灵性生活，仪式结束后即匆匆离去。就教徒村的村民而言，他们只是一些“流动的神父”。年轻神父和教徒之间缺乏教堂以外的沟通；年轻未更世事；与老一代神父比起来，并非纯粹的奉献；经济上不能提供帮助、生活上不能提供指导或方便(如医疗、济贫)等。村里的老教徒们对老一代传教士的“前瞻心理”，也导致了对新一代神父的近乎苛刻的审视，对他们的衣着、举止、修养、讲道理的方式、语言表达与方言的使用等等，都很轻易地加以指责。
在笔者看来，造成村里天主徒不满的责任，并不能全归于现任的年轻神父们。首先，广东乡村地区受过系统训练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严重匮乏；第二，广东地区的神父们大多出生于操潮汕话、客家话的地区，受教会的委派来到其他地区，来到一个陌生的社会，语言表达、生活习惯出现一定的“水土不服”，妨碍了他们与当地教友的交流；第三，就神父本身而言，一些先天的原因也限制了他们的能力，例如性格上的原因等，一些年轻的神父们在性格上普遍具有内向的特点，在外人面前显得自闭和缺乏自信心。
2002年笔者见到王神父时，他才30岁左右，潮汕人，受过正式神学院系统教育，性格木讷少语，见到生人甚至显得羞涩。笔者在与他交流时，他说他常年睡眠不好，白天精神极度低落，再加上父母始终反对他做神父，心理上很有压力。该堂的老神父80余岁，有过曲折而复杂的生活经历，可以用拉丁语、英语主持弥撒，现在年老体衰，只是在遇到重大的节日或有外宾的时候，才会主持一定的活动，但教堂的事务实际上还是这位老神父说了算，其所拥有的道德力量不容置疑，在佛山地区的天主徒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年轻的王神父虽然极其崇拜老神父，但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老神父的威望之下，担心自己做不好，将来承担不起整个佛山地区的教务重担，加上语言不好(即不能用流利的广州话与人沟通或主持弥撒)，所以感觉困难重重。不久，听说这位年轻的神父以身体不好为由离开佛山堂回了老家。2007年的下半年，笔者在肇庆天主堂与一潮汕籍教友谈起这位年轻神父，他说现在王神父并没有完全脱离教会，只是不再负责某一固定的堂点了，他经常一个人在各地的教堂穿梭，在不同地方的教堂呆上一段时间。
像王神父这样的天主徒，在神的面前发过绝誓，接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又长年生活在教友的世界里，除了教友以外，他基本上没有世俗的朋友。可以说，离开了教会，他很难获得相对满意的世俗生活空间。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天主教教义与中国天主教年轻神职人员之间如何能高度默契、年轻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困难和面对困难所表现出来的应对能力及心态、如何处理父母的期望与“神召”之间的关系，等等。
在广东地区，天主教在某些地方则作为一种“文化残存”状态地存在着，这主要出现在有着悠久天主教传统的若干海岛和滨海地区。如川山群岛的一个渔民村落，岛上有严格意义上的天主徒，始于1700年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在岛上建成小教堂之后，法国籍耶稣会士汤尚贤(Pierre Vincent de Tartre，1669－1724)在1701年给其父亲的信中说：“我们的葡萄牙神父自从他们建了教堂以后，曾使有些岛民皈依了基督教。”1703年耶稣会士魏方济(Francois N6el 1651－1729)在给耶稣会总会会长的信中也明确断言，在该岛上的小教堂建成之前，“该岛没有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