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者与传递者，而每一个传统都有自身复杂的传承过程。诺特认为G(Grundlage)是一个重要的传统，形成于耶典之前。
其次是五经文本之统一性的问题。承袭威尔豪森的文本假设论，五经研究一直在展示这四个来源并非是最初的来源，它们本身可能是合并更早传统的结果，因此，有学者提出了更多的来源，扩展了威尔豪森的来源批判。但是，这被认为是完全破坏了圣经文本的统一性。而且，将神典E从耶典J中分离出来是困难的。此外，并非所有的经文都可归为JEDP适于来源分析。圣经学者威伯理(R.N.Whybray)指出：文本假设论信赖单一作者著述文本的连贯性，避免出现重复与自相矛盾之处，却忽略了作者有意运用这种特征，是出于审美与文学目的之可能性。因此，通过一种“剪刀加浆糊”的方法，将叙述文本切割成独立的支离破碎的文本，不仅在古代的文学世界中缺乏类比，而且，会损害这些叙述文字的审美品质。为了维护圣经文本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旧约神学家蔡尔兹(B.S.Childs)提出“正典”(canon)这一概念，专注于圣经文本的最终形式，处理经文及其著述之间的关系，从而抗衡来源批判的碎片，甚至曲解。
最后是年代问题。威尔豪森深受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以进化论的假设为基础，将其四个来源看成是单向演进的四个历史阶段。这有悖于以色列宗教发展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因此，苏格兰神学家史密斯(Reverend Smith)指出：威尔豪森的推测“纯粹是达尔文主义在神学领域的应用。”此外，威尔豪森忽略古代近东的文献资料。圣经考古学家阿布莱特(W.F.Albright)指责威尔豪森：脱离古代近东的世界，依赖于阿拉伯文献而不是楔形文字的资料。同时，他对黑格尔哲学的依赖成为其批判重构中的决定性因素。伴随圣经研究的深入，JEDP之间的历史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不清，歧义纷呈，甚至颠覆了最初的假设。比如，西特斯(John van Se-ters)认为耶典作者是历史学家，其作品形成于被掳之后，是最后形成的。关于五经的文本假设，耶路撒冷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考夫曼(Yehezkel Kaufmann)，认为申命典是最后形成的著述，坚持JEPD的次序。也有学者认为，希伯来圣经的诸多故事与观念，都可在古代近东的文献中找到平行，但是，却没有发现关于文本假设的证据，而且，文本叙述过程中出现相互矛盾与重复的现象，以及对每一神祗的多种命名，不足以说明这一文本即是由不同的来源构成。
威尔豪森的来源批判存有以上诸多的局限，但这一方法对圣经诠释的贡献不可低估。“二十世纪的每一个历史批判的学者，直接或间接地，都在认可他的文本假设论，而且，著述于这一世纪的任何一种旧约批判导论，都说明了这一理论的卓越，它被视为是解决五经形成之复杂问题的一种恰当的答案，同时，也是重构古代以色列宗教发展史的一个坚实基础。”来源批判作为历史批判之一种，是二十世纪“五经研究”的主流话语。尽管在威尔豪森之后，学者对这一方法有众多的质疑与修正，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绕开来源批判，还是以JEDP为基础或依据这样的思路提出不同的看法。一个世纪以来，有关五经著述的形成以及以色列史的发展，学者争论不断。但是，这种激烈的争论恰好证明来源批判的生命力，说明其影响力极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