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豪森在其《以色列史绪论》中提出著名的来源批判理论。本文论述了这一诠释方法提出的背景以及主要内容，也探讨了威尔豪森的来源批判及其对以色列史的重构，评述了威尔豪森之来源批判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对圣经研究的贡献。
关键词：威尔豪森 来源批判 圣经诠释 圣经律法 以色列史
作者：田海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宗教所副教授。
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1844－1918年)是德国最富盛名的圣经学者与东方学家之一，他也是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与文本批评家。他的名字同圣经的历史批判研究紧密相关，这源于他以一种科学与历史批判的眼光看待五经。换言之，他在具体的历史与社会处境中探讨五经的起源。1883年，他出版了著名的《以色列史绪论》(Prolegomena to the History of Israel)，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来源批判(source criticism)这一圣经诠释方法。
一、来源批判的提出
17世纪，欧洲大陆的圣经观发生了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摈弃圣经之本质的传统视角，转而接受更为人文主义的观念。圣经被视为是古代文学作品之一种。就圣经本质而言，它是人类经验与文化力量的产物，为数众多的学者依据可以运用于任何文学的普遍原则与方法去研究圣经。尽管他们持有自身的神学立场。来源批判在意文本的文学特征，关注语言风格、词汇运用、重复与自相矛盾、不连贯之处及其他的文学特性，试图发现文本背后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为了呈现文本编修的层次与过程，这一方法假设：一个作者的写作本身具有前后的连贯性，这体现在术语的运用与观念的表达上。因此来源批判认为：单一的作者，在他们的著述里不会采用互相矛盾的资料，若有自相矛盾之处，这表明有多个作者参与了文本的写作与编修。此外，连贯事件的突然中断，或同一故事有多种版本，以及故事叙述中的重复，都证明最终形式的文本，是由后来的编修者整合以前不同的来源与传统而成。来源批判所坚持的这些假设，就是要试图证明文本背后的著述来源的存在。早在1711年，德国路德宗牧师威特(Hen－ningB.Witter)依据语言风格的差异、内容的重复以及对圣号(divine name)的交互使用，指出《创世记》中存在多个可辨识的来源。
威尔豪森1862年在哥廷根大学开始了神学研究的课程，在那里，他师从艾沃德(Heinrich Ewald)学习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与叙利亚语，并学会了如何历史地阅读圣经。他历史地区分了被掳前与被掳后的作品，批判地研究早期的传统。1870年，他以研究《历代志》的博士论文获得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在格拉夫瓦尔德大学任旧约神学的教席，由于不堪于“新教教会中为学生准备繁文缛节的仪式实践”，他毅然辞去教职，转而在哈勒大学从事闪族语的研究。正是在这里，他出版了对旧约圣经研究具有革新意义的《以色列史绪论》。
在导言部分，威尔豪森试图调和五经律法传统的优先性与反映在前被掳时期的历史文献与先知书卷中的宗教风俗与制度，但是他发现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指出：在被掳前形成的文献里，五经律法是鲜为人知的，因此，他对五经律法在以色列宗教史中的地位提出了质疑，并直言受到格拉夫(Karl H.Graf，1815－1869年)的影响，提出将律法放在先知之后。其实，对律法在以色列宗教史之地位的质疑可追溯至德国圣经学者德维特(W.M.L.de Wette，1780－1849年)。1835年，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下，德国新教神学家维泰克(Wilhelm Vatke)首次提出了五经的来源，称之为Grundschrift，认为它构成了五经的底本(base document)，后又称之为祭司文献(Priestly Writing)。格拉夫继承了这一学说，并在1866至1869年间，将这一来源视为是五经律法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它并不那么古老，而是《申命记》之后形成的最后一个来源。这些早期的观点，为威尔豪森来源批判理沦的系统化提出奠定基础。
1876至1877年间，威尔豪森发表《六经的著述》(Die Composition des Hexateuch)一文，提出了五经起源之四个来源的假设。这一观点在1883年的《以色列史绪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威尔豪森整合了过往相关的学术研究，使之成为系统与连贯的来源批判理论。这一理论是以对文本的假设为基础，在圣经之内与之外都缺乏实质性的依据，故称为文本假设论(Documen-tary Hypothesis)。威尔豪森认为五经是由JEDP四个来源合并而成，而JEDP分别代表四个不同的来源或底本。其中，J典(Jahwist source，德语中的J与英文中的Y同，又称耶典)是最为古老的传统，神名用有始有终、富于变化而具有神人同形之生动性质的雅威(YHWH)，始于第二个创造故事的描述(创2：4b)，约形成于公元前950年左右的南国犹大；E典(Elohist source，又称神典)是个较为支离破碎的来源，始于亚伯拉罕的故事(创15)，其中的神名用的是高高在上的Elohim，它鲜与人直接交流，但常出现在人的梦境里，大约形成于公元前850年左右的北国以色列；D典(Deuteronomist，又称申命典)同公元前622／621年约西亚的宗教改革相关，主要体现在《申命记》12—26章中，强调训谕，形成于公元前650－621年左右的北国；P典(Priestly source，又称祭司典)是最后一个来源，重视谱系，强调圣洁、秩序与圣职的意义，形成于公元前600－400年左右，即被掳前后。在时间概念上，这四个来源构成一个单线演进且相继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前一个来源被后一个所补充。以此类推，祭司典作者综合了以上诸来源，同时加入自身的视角与理解，成为最后一个编修者。
威尔豪森通过探求圣经中可识别的文本来源而得出有关以色列历史的结论。他关注作者与编者的不同观点，从而勾画出前被掳与被掳后之以色列的鲜明图景。他将《创世记》中有关先祖的叙述，看成是对君王制之前历史的反映。而且，涉及前摩西与摩西时代的耶典与神典文献，呈现了公元前十世纪与九世纪的以色列社会与宗教的状况。《申命记》是一个转折点，它倡导宗教改革，主张耶路撒冷的崇拜中央化，使宗教实践摆脱地方化的自然场景，并导致了后被掳时期祭司群体手下描绘的崇拜生活，使之呈现出精神化、程序化与抽象化的特点。《申命记》所反映的宗教改革事件，在后来的祭司典中，成为既定的现实。祭司典与《历代志》文献，为了解后被掳时代的宗教群体，提供了最为丰富的文本资源。在论及律法文献时，他指出探讨的重点不在于文献资料，而在于背后的精神，就是某一时期可以被认知的时代精神。他坚信：“在每个相继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出自某一来源的传统，就会被理解与被塑造。”换言之，文本能够映照出这一“时代精神”，同时，也能反映特定时期社会与宗教中其他特殊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