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多(Amdo)地区，是青藏高原东部的一个重要藏族文化地区，常与卫藏和川康并列。范围大致相当于青海省的海北、海南、黄南、果洛四个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位处甘南夏河的著名寺院拉卜楞，是这个区域中重要的宗教文化中心之一。丹曲博士近期出版的学术新馔《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论稿》(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系统考论了拉卜楞寺的宗教与文化，为近年来作者对拉卜楞寺研究的集成之作，进而言之，也是安多藏学领域中以拉卜楞寺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研究的总结，如黄明信研究员在是书序言中所说的，“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拉卜楞寺在藏传佛教文化上的贡献”。
该书内容涉及了拉卜楞寺的历史、文献以及佛教艺术三个方面，分为上、中、下三编，外加序言，总计42万字，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拉卜楞寺的文化艺术，为人们解读拉卜楞寺以及拉卜楞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料。《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论稿》是丹曲研究员多年来在学术上的重大收获，饱含着他对藏文化的理解，也浸透着作者难能可贵的求索精神。该书是作者继《拉卜楞历史档案编目与拉卜楞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之后的又一部新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政治史与宗教文化史研究相结合，通过对拉卜楞寺的建寺历史、活佛系统及各族高僧的研究，展现民族地区区域民族发展的历史。
一个寺院的建成，并不是孤立的一种宗教和文化现象，而是与特定的宗教和社会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是书从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系统与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关系的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从政治史与宗教文化史的关系层面厘清了拉卜楞寺建立的社会背景。17世纪始，蒙藏交流进入新阶段，不仅局限在商贸的经济交流，而更多的是文化交流和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思。从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驻牧青海湖到拉藏汗在西藏位居藏王主持和管理西藏的政治事务都说明了这一点。自格鲁派与和硕特蒙古建立宗教关系后，各蒙古王公贵族纷纷出资建寺，大批蒙古子弟争先落发为僧，拉卜楞寺正是由和硕特蒙古黄河南亲王察汗丹津出资创立的，在拉卜楞寺创立和发展的数百年中，除了藏族高僧外，同样培养了一大批蒙古高僧大德，他们为加强藏蒙民族的文化交流、增进民族的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丹曲先生就藏蒙关系史中的诸多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对今天我们所提倡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借鉴和启发作用。18世纪中叶，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巅峰，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系统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丹曲博士就嘉木样活佛转世系统形成的历史背景、传承及其影响作了专章论述，尤其就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在解放前对拉卜楞地区民族教育的贡献、具有与赛赤同等地位的喇嘛噶绕仓对巩固新疆边防的贡献也重点作了阐述，其经验、特点对今天民族地区的建设仍然可将参考。
其次，文献发掘与藏传佛教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出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的学术体系与研究价值。
藏民族自古至今，流传下来大量的文献资料，内容涉猎广泛，记录了藏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包含了藏族人民世代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历史上的藏传佛教寺院既是宗教僧侣修习佛法的场所，又是传播藏族传统文化的中心。正如著名藏族学者阿芒班智达所言：在安多地区“唯独拉卜楞寺拥有显密之教证、训诫、密法、规范仪则外，明学方面拥有声明、诗学修辞、韵律、天文、历法、占卜，以及各种流派的书法艺术等学科，具有高层次的研究水平，而且在工艺学方面也拥有版刻、绘画、木工、裁缝、金石等专项技艺。这些明学世艺，取自于各地寺院的精品和一流的技艺，具有其时代的先进性。”而所有这些领域，都有相关的文献资料留存，这无疑是今天认识藏族文化与学术发展史的宝库，许多门类的文献都还值得去发掘与探索。在这一编中，丹曲先生从文献学史的视角，总结了拉卜楞寺馆藏的藏文文献所具备的基本特点，并就国内外藏学界对拉卜楞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也作了回顾与展望。
第三，全面介绍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涉及的各种文化类型，透过文化现象探索文化本源与内涵。
藏学家王辅仁先生曾说：“藏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光辉夺目，即使置之于世界文化之林，藏族文化也是有其突出地位的。不少外国的藏学家，首先是对藏族文化的羡慕与倾倒，才矢志不移地投生于藏学事业的。藏族文化的感染力，诚非笔墨所能形容。这是藏族人民的骄傲，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光荣。”此言毫不为过，近些年来，随着藏学事业的蓬勃发展，除了传统的宗教、历史、文学等领域之外，如建筑、美术、音乐等方面也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展现在学术领域。在本书的第三编中，作者对拉卜楞寺的佛教艺术门类也辟专章综合研究，内容涉及拉卜楞寺的经堂建筑、民居建筑、佛殿音乐、民间歌舞、佛塔艺术、宗教雕塑、民间剪纸、藏文书法、藏文印章等，有些内容甚至超出我们的传统认识，不但丰富了人们对拉卜楞寺佛教文化内容的认识，更从学术研究的层面努力剖析，既展示了拉卜楞文化艺术是本地区人民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继承本民族文化艺术基础上与周边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辉煌成就，又显示了藏民族在发展文化过程中与佛教文化相伴相生的历史轨迹，从而证实了拉卜楞文化艺术古老而又独特的艺术魅力。
藏学研究是一个大的学科概念，而其中所包含的研究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包括藏族政治、历史、宗教、经济、文化以及民俗等各个学科，但每个学科之间又有联系。拉卜楞寺佛教历史与文化也不是孤立的，是与藏学各学科领域都有着直接关联的，《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论稿》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这种努力的方向，为拉卜楞寺佛教文化研究，乃至安多藏区佛教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构建从理论上进行了有益尝试。
(一)彰显浓郁的地域文化个性。
地域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类型，这一文化类型和周围的其它区域有着明显的差异。拉卜楞文化就具备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的特点，丹曲先生力图以区域文化的学科体系，构建拉卜楞佛教文化体系，在理论建设的基础上，深入解剖其文化内涵，张示其文化华彩，这无疑对地方文化建设、建设和谐社会有着积极作用。
(二)探索民族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中国历史文化古今相承，在多元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协和万邦，用统一政体兼容多元民族文化并营造“和而不同”的民族宗教关系。从民族学视角看，中国文化有一种精神和一个结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校训)。它昭示我们贫弱时不自卑而知发奋，富强时不称霸而讲兼容。中国文化的结构就是费孝通教授总结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在多元文化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使各地各民族人民利用多元文化资源开辟多样的发展前景，最终在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实现各尽所能和各得其所。这就是中国的福祉所在，也是中国能为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的表层看似呈现了一种单一的东西，而内部却是多元文化的结合，其丰富多彩就是一种多元的表现。
(三)揭示藏传佛教文化的特质。
佛教自大规模地走出了自已的原生地古印度，就对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佛教跨越喜马拉雅山走向雪域高原后，佛教文化已经超出了古印度城邦地域，藏传佛教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