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相传授，而不书之于纸叶”。因此，7世纪时印度佛教文献的传播方式仍主要是师徒间的口耳相传。大乘佛经的弘布人间，和印度的贵霜王朝有密切关系。日本学者水野弘元认为大乘经典中，最早强调书写经典功德的是公元一世纪成立的《小品般若经》。因此可知在公元1至2世纪时，已有大乘经典的书写。这个时期，正好由贵霜王朝统治印度。1996年，在阿富汉巴米扬(Bamiyan)地区发现了13捆写在桦树皮上的古代写卷。据邵瑞琪教授鉴定，其中部分是用犍陀罗语书写的佛教三藏，抄写年代约在贵霜帝国建立之初，相当于我国西汉末到东汉初年。这可能是世界范围内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佛经。目前，这批文献大部分归于挪威富商兼收藏家斯奎因(Manin sch?yen)，并已陆续出版了由颜子伯(Jens Braarving)主编的《斯奎因收集品中的佛教写本》第一、二、三卷。据《大唐西域记》卷三云贵霜王朝之迦腻色伽王召集了最后一次大型的佛典结集，此次大会结集的佛典有三藏与注释书，而且还将《大昆婆沙论》等刻写成文字：“迦腻色伽王，遂以赤铜为鲽，镂写论文，石函缄封，建率堵波藏于其中。”由上可见，贵霜王朝对书写佛经已相当重视，大乘佛教的文献崇拜即是受此时代风气的浸染。
贵霜王朝这种时代风气，迥异于佛陀时期之语言崇拜，亦有别于7世纪义净所看到的印度佛教传播方式。追溯其原因，应和建立贵霜王朝的月氏人有关。月氏人西迁接受了当地和希腊文化之后，仍会留下中国文化的一些痕迹。再加之张骞通西域后，大月氏人与中原王朝之间交往频繁，也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东汉时期的佛教东渐，与大月氏人有密切的关系。两汉中国与月氏之交通，即中国与印度之交通也。但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土在接受佛教文化时也把汉文化带到了印度，如《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载：“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索隐引《汉书音义》谓身毒即天竺。又《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在妫水北”。正义引万震《南州志》日：“大月氏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常数十万匹，城郭宫殿与大秦国同”。有人指出国家君王称天子，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传统，将贵霜王之“天子”称谓看成是中国的产物是一点也不为过的。1979年在阿富汗西北发现了大月氏王陵，其墓出土了西汉宣帝至平帝年间的昭明镜。中土文字崇拜源远流长，见于记载的文字崇拜神话始见于西汉。据《淮南子·本经》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注：“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这种来自文字的奇特效果和巨大力量，反映了先民对文字的崇拜心理。可见，中土文献的经典化在汉代已完成。故中土的文献崇拜之于贵霜王朝的影响，亦在情理之中。
对字纸的信仰是中土文字(典籍)崇拜的一种发展形式。此信仰认为有字的字纸或字书为神圣之物，不可随意扔弃或践踏，否则会遭报应。而若有人珍视礼拜字纸，则会得到字纸的恩惠好报。世俗文献中关于敬惜字纸的最早记载见于《颜氏家训·治家》：“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至于佛教界的字纸信仰，则是唐释道宣所述《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之上厕法第十四，其中要求僧人“常具厕筹，不得失阙”，并规定“不得用文字故纸”。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两代的灵验故事出现了多则糅合佛经崇拜和字纸崇拜的故事。情节最曲折的当属《二刻拍案惊奇》之《世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该故事开篇即云：“世间字纸藏经同，见者须当付火中。或置长流清净处，自然福禄永无穷。”把字纸和佛经等同起来，认为爱惜它们皆会赢得无穷的福报。故事讲述的是嘉靖年间太湖洞庭山一佛寺藏有白居易手写的百卷《金刚般若经》，某年饥谨，寺中断炊，僧悟辨以此镇寺之宝去向相国府的都管当了五十石米。笃信佛法的相国夫人得知此事后，命将此经奉还寺庙。寺中僧人取经返回，在船上众人要打开看此经，不料一阵大风吹走了第一页。后来贪婪卑劣的柳知州，嘱盗诬告该寺为窝藏盗犯之所，借以夺取寺中收藏的的《金刚经》。可当他发现该经缺残第一页赚不了钱，便归还了经书。一不识字打渔老者拾得从天上伴着火光飘来的这一页佛经，因他平时爱惜字纸，“不敢亵渎，将来粘在壁间，时常顶礼。”并且在火光的指引下，寺中僧众找回了丢失的第一页佛经。此老者后梦见韦驮尊天来对他道：“汝幼年作业深重，亏得中年回首，爱惜字纸。已命香山居士启汝天聪。又加守护经文，完成全卷，阴功更大，罪业尽消。来生在文字中受报，福禄非凡。今生且赐延寿一纪，正果而终。”此故事是以《金刚经》存亡得失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以传统灵验记崇经得福为其主题。故事中字纸信仰与佛典信仰的有机融合，反映了中土文字(典籍)崇拜在灵验记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深入地影响了灵验记的编撰。
二、灵验记中佛典信仰之影响
灵验记中的佛典信仰，实使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产生莫大之变化。首先此信仰促进了佛经的流通，其最著者，当属敦煌写本灵验记故事。此类故事盖抄于经文之前，如《黄仕强传》抄于《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前，《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抄于《金光明经》前，回鹘文的《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抄于《金刚经》前，《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十九则故事抄于《金刚经》前。由此观之，佛经灵应故事率多为佛经传播而编撰。学术界对此多有揭示，周绍良先生《小说》一文即言灵验故事《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放在《金光明经》卷首，并有多个抄本，反映了灵验记的编者撰集这种传说，主要是诱导人们阅读《金光明经》。郑阿财先生进一步指出敦煌写卷灵验故事与经文字体相同，行款一致，似视故事与经文为一体，其互为表里的作用极为明显。灵验记在佛经的流通和传播方面功不可没，但也促使中土佛教愈加世俗化和功利化。佛教的经，本是用以指导信徒究明义理、养成佛性的。灵验记处处标榜佛经灵验却不顾持经者是否理解经文要义，其关心的不是持经者对佛经义理的体悟和个体生命的精神超越，而是将佛经神灵化使其成为万能的祈愿法器。民间写经、刻经之题记，可概见此影响。如甘博〇二三《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董处亮写经题记云“为身患，写此经”。安岳卧佛院71号窟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般若波罗蜜心经》，其题记云：“遂州长江县杨思慎为亡父杨敬宗、亡母袁张宝敬造供养。”此外，为超度亡灵和祈求得子之诵经，亦是受灵验记中佛典崇拜的影响。据宋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三“丧葬不得用僧道”条云“丧家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冥福’也。”又明谢肇涮《五杂俎》卷一五《事部三》谓“有《白衣观音经》，云专主祈嗣生育之事。”要言之，民间写经、刻经、诵经等活动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对佛经的崇拜纯粹是为了祈福求利。
灵验记和大乘佛经皆宣扬佛经是神圣的，更改、污浊、损毁佛经会有诸多报应，故古代佛经的习读、诵持、书写、收藏、借阅佛经等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如《沙弥尼律仪要略》“习学经典”条即日“不得汗手持经卷，不得口吹经上尘，不得案上狼籍卷帙，不得经案上包藏茶末杂物。对经典如对佛。不得借人经看不还及不加爱重，以至损坏。不得笑经语。凡读经律时，先礼拜经律三拜，放双手请卷于案。将开卷，先必合掌诵开经偈。掩卷已，仍请供佛像前，作礼三拜乃却。读经律案，应净洁焚炉香。不得沙弥尼律仪放大乘经上，不得以帽置经律卷上。不得二人戏笑读经律。读经不得抚案、曲身、翘足、累踝，不得高声动众，不得卧读出声”。《沙弥律仪要略述义》卷二除了上述规定外，还要求“凡经籍损坏，宜速修补”，原因是“经籍，即经典也，乃圣贤之血脉，亦吾人之父母”。为保证佛经的准确性和神圣性，佛经的抄写一般都要经过校勘，这从敦煌的写经题记可看出。如S.4153《维摩诘经》卷下题记：“申年四月五日，比丘洪济共福胜，点勘了。”又北霜字一八《大般若经》卷四百九十题记：“昙真勘。”有些佛经甚至要经过多人的校勘和审阅，如S.2181《妙法莲华经》卷二题记云“上元三年四月十五日群书手杨文泰写，用纸二十张，装潢人解集，初校会昌寺僧玄福，再校会昌寺僧藏师，三校会昌寺僧儒海，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详阅太原寺主慧立，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监”。佛经的收藏由“藏主”负责，其具体职责有：掌管经橱钥匙；“夏季风日暄明，晾晒诸经”；“收橱时，查理字号，不可紊乱”；“凡请看者，须登牌，某月某日某人请某字函经”。换新的“藏主”，对寺内所藏佛经检点清楚，若有佛经缺失原“藏主”须赔偿。遗失经书者被罚抄经，而且数倍于丢失之佛经。
灵验记的佛典信仰，在社会文化方面还有诸多影响。比如此信仰是疑伪经(或中国佛经)产生的原因之一。郑阿财先生谓通过佛教灵验记的鼓吹，使得疑伪经更加普及和深入。佛经的神圣性，催生出金字经、血经、石经等特殊的佛经。《观音经》和《法华经》灵验故事的弘传，亦为观音和普贤信仰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灵验记对佛经神力的宣扬，在明清时期还发展出对灵验记书籍的崇拜。
总而言之，灵验记是中国僧俗编撰的，深受大乘佛教尊经倾向的影响，不同于原始佛教的语言崇拜。追溯其根源，则是中土很早就形成的典籍崇拜。灵验记中的佛典信仰相当兴盛，影响亦相当深远。此信仰实影响了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诸多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