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的发展话语，为巴哈伊社团后续的发展话语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首先，解构“内在”与“外在”的二分：在乡村发展研究中，巴哈伊团体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村民在多学科、多机构的发展干预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法赞·阿巴伯发现，二战以后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干预穷人发展的行动，都属于外部干预式的培训；许多发展组织都坚定地采取了外来’者的立场，因此旨在帮助村社发展的项目，总是在要求当地人参与并遵从既定的模式。当这种模式出现明显弊端时，批评者则批评发展项目本身，也批评村民不自觉地执行潜在的预设，实际上强化了既定的发展模式。法赞·阿巴伯认为：钟摆从家长制的一个极端，摆到对文化自治或文化自决的赞颂的另一个极端，都是从前的发展话语中有关“内在与外在二分”的反映。
其次，解构‘我们和他们’的二分：在“二战”后发展经济学家们的眼里，乡村意味着“物质的贫乏和人的落后”，而村民则是“愚昧迷信、不思进取、生性懒惰之人”。法赞。阿巴伯发现，“发展理论极不重视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外部干预式的发展项目显现了一种将区隔奉为规范的社会结构——将人们区分为‘我们’和‘他们’，两者要么相互冲突、相互竞争，要么相互协商、相互合作以及跨越界定彼此的边界相互帮助”。因此，我们越是以“我们”和“他们”的方式思考，就离服务对象越远。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从服务对象的立场看待这个世界，并且与他们一道改造世界”。发展不是发达国家送给不发达国家的装满各种计划的“礼包”，而是一个所有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的过程。
第三，解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离：在原有的发展设计中，那些为项目定下基调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十分关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立，这使他们热衷于在所谓的现代社会中创造并强化有关机构，认为发展项目就是为穷人建设好一个现代世界。但结果往往是大多数人不但饱受贫困之苦，而且日益被现代机构所排斥。阿巴伯认为，大多数传统机构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甚至已经与高速变动的社会脱节，没有为那些只能被动地看着自己的生活秩序分崩离析的人们提供替代品，结果技术先进的社会与大多数人的世界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因此，现存的发展理论和实践不能为多数国家和地区确定发展道路。他认为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制定适用于全球社会的制度、构建在各层面(从地方到国际)将社会凝聚起来的网络，即创建“地球村”全体村民共同致富的制度。否则，全球化就会变成民众边缘化的代名词。
最后，解构“宗教”与“科学”的二分对立：据法赞·阿巴伯的观察，世界各国已经进行的强调“二分”的发展项目，许多都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在他看来，这完全是误解科学的结果。巴哈伊教对科学的定义是“一个知识和实践体系”，笃信科学在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大业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巴哈伊信徒普遍地对人类的科学遗产及其创造成就的潜能敬畏有加。巴哈伊信仰同时认为，“如果科学不能达至真理，那么除了留下一堆空想外，将一无所有。”因此，宗教与科学是“和而不同”和相互补充的。巴哈伊教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必须源自以宗教的精神和道德准则去引导，但宗教也必须将其置于科学的监督之下。有了它们的帮助，人类就能认识到蕴藏于自身的高贵品格、自由意识和团结精神的力量，并学会用这些力量来建设一个永不停滞的文明。
综上，阿巴伯博士一直致力于用巴哈伊教的观念和原则去发现一个更加全面、更富于参与性的发展模式。他通过自己创办的组织，实施以精神原则为指导的具体方案。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成为了巴哈伊社团及其研究机构在发展话语构建中的基本方法。
(二)走向“人类一体”——在发展中国家建构发展话语
巴哈伊团体话语构建的第二条“实践”路线，主要是通过“全球繁荣研究所”以及新近在香港成立的“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实现的。自2000至2010年10年间，这些研究机构通过在印度、巴西、乌干达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项目和实践经验，积极推动了一场独特的发展“话语构建”。
1、印度的经验：2l世纪的印度已被视为一股新兴的力量，甚至崛起中的大国。可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印度在177个国家中位列127，至今仍有4亿文盲，有l／3的人口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印度社会结构中反映出的极端不平等和迈向自由市场体系的间断努力，使巴哈伊社团认识到，其“发展话语构建”到了“转折路口”。于是，全球繁荣研究所准备了一份概念方面的文章，标题是《科学、宗教与发展——若干初步思考》，并在2000年新德里举办的有关讨论会上发表。为帮助、协调、保持和推动这场话语构建，印度巴哈伊国家总会建立了秘书处，旨在成为一个不断扩展(机构和网络、政策制定者与学者传播论文)的中心。它通过与伙伴机构合作，把这场话语构建带到印度不同的邦(省)；其次，通过圆桌会议、研讨会和战略会议，继续促进有影响力的执行者开展工作，随着机构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个人的参与，渐渐地使一场“话语构建”初具形态。
在促进话语构建的10年间，发展计划者和参与者对于宗教和科学的认识中的一些误解得到了澄清。在印度这样一个拥有历史悠久的巨大宗教遗产的国家，对于宗教的认识仍然处于进步和深化之中。话语构建的参与者确认宗教仍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是人们世界观、道德标准、信仰和价值观的源泉，它维系生活的希望并赋予其意义；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历史上有许多以宗教名义发起的大浩劫，历史上的乞讨、奴役、独裁、战争和种族歧视，正是以宗教的名义存在或持续存在的。在印度，贬低妇女地位的经文被用来证明剥夺妇女平等权力和机会的合法性。关于科学的认识方面，参与者所收获的新认识如下：首先，科学实践经常被等同于技术应用；其次，因为科学探索的是自然界，并且绝大部分考虑的是物质世界，经常与唯物主义混淆；最后，精神原则对于科学知识成果有着重要的意义。参与者普遍强调将宗教所强调的精神原则用于发展的重要性。于是，话语构建的工作转向了落实层面，即精神原则在机构和社会层面上意味着什么？
在将精神原则应用于发展实践方面，全球繁荣研究所派驻印度的一位研究人员，在印度巴哈伊国家总会的帮助下，通过与印度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如Seva Mandir，意即“服务神庙”)合作，不仅通过广泛讨论，帮助人们将精神原则运用于各个发展项目，还通过从事项目调查，观察在运用精神原则和科学方法的实践中，生成了哪些新知识和学习经验，使研究课题成为一个学习的领域。这种研究方法重在利用其他与繁荣相关的“话语构建”中有关科学和宗教的概念框架，比如经济活动、管理、教育和技术等等，理解发展话语构建的更广阔含意，并希望通过各种“话语构建”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积极影响印度的社会转型。
2、中国的试验：2009年10月，巴哈伊教澳门总会与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在澳门共同举办“共建和谐——科学、宗教与发展研讨会”，这是有关发展话语构建的又一努力，也是其工作的亮点之一。在大会上，全球繁荣研究所用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该所在巴西和印度的经验，即通过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