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的伊朗，曾经兴起一个以宗教改革为主旨的运动，史称“巴布运动”。“巴布”(Bab)，意思为“门”。“门”在什叶派传统中的基本含义是指“中介”，普通信众只有经过这一“桥梁”，才能与处于“隐遁”状态的宗教领袖(称伊玛目)保持联系，接受其秘密指导。“门”的教义思想，广泛流传于什叶派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中间。后来由于“隐遁”伊玛目长期下落不明，热切期盼自己的宗教领袖重现人间从而“使大地重见光明”，成为民众表达社会意愿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巴布”这一尊号本身，使人联想到与什叶派传统密切相关的一种宗教政治意涵。
巴布的真名为阿里.穆罕默德(1819－1850)，其短暂的一生几乎就是为宗教理想而奋斗、继而殉教的一生。巴布出生于伊朗南部设拉子市的一个商人之家，宗教思想上倾向于由两位长老开创的谢赫学派，而与主流的乌苏勒学派对立。1843年谢赫学派最后一位长老去世前，曾指令其弟子在全国各地寻找一位继承人。此时适值伊斯兰教历1260年，也是“隐遁”伊玛目失踪一千年。因此，在千年之际受命的新教主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他不仅要继续传承谢赫学派的思想，而且要以期盼的救世主的名义结束旧时代，开启一个新时代。1844年5月23日夜晚，寻找新先知的使命终于有了结果。一位谢赫学派成员在伊朗南部设拉子城偶然遇到一位名叫阿里·穆罕默德的青年，认定此人即是谢赫学派应许即将“显现”的新先知“马赫迪”或“卡伊姆”。这位青年自称为“巴布”，但其含义明显有别于什叶派历史中所用及的这一尊号。
1844年12月20日星期五，巴布运动迎来历史转折点。这一天，巴布在麦加禁寺殿堂上公开宣布，他本人就是民众热切期盼的新先知“卡伊姆”。从此，不断通过言论和著述来提升卡伊姆的地位，不断扩充卡伊姆的权能和使命，成为巴布运动的显著特色。巴布以颁布“天启”的名义留下了两部主要著作。较早完成的一部经注学著作，名为《自立的美名》(Qayyumul－Asma)，以评注《古兰经》优素福章为基本内容，意在证明经中所言希伯来先知优素福与巴布的人格精神完全一致。晚期在失去人身自由的逆境下撰写的《巴扬经》(TheBayan)，被巴布信徒视为自己的经典。这部用波斯文撰写的经典，原计划写19章，但只写到第9章。巴哈伊教信徒认为，巴布的后继者巴哈欧拉的《确信之书》(Kitab－i-Lqan)为《巴扬经》的续篇，尽管二者的思想观点不尽相同。
1850年7月9日，巴布以传播“异端邪说”的罪名被处死在大不里士。巴布开创的信仰周期只持续了19年的时间。尽管如此，巴布的宗教思想，包括其渊源和历史影响，仍值得深入研究。
一、以新先知的“重现”作为宗教与社会改革的动力
巴布的宗教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作为谢赫学派年轻的领导骨干，巴布所肩负的历史重任是推进宗教与社会改革，并以激进的宗教思想挑战当时在伊朗居主导地位的什叶派上层统治权威。一位伟人早在一百多年前曾深刻地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无形的力量。天性保守的宗教传统更是如此。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某种被认定为不合时宜的旧传统，这种激进思想往往需要披上古老传统的神圣外衣，而经常采取的形式则是“圣化”这些思想，将它们包装为“神圣启示”。按照伊斯兰教传统，只有真主的使者和先知有资格发布启示，借助天启为民众的生活提供指导。但历史留存下来的这一机制，随着“封印先知”穆罕默德的去世早已不复存在。这意味着在“后先知时代”，人们很难在法理和道义上接受一个新先知的概念。但在现实中，不论在逊尼派还是什叶派社团中，人们往往把改革和复兴与某一应运而生的新先知联系起来；而且，每当百年或千年岁首来临之际，人们呼唤新先知的声音就会变得尤为强烈和急切。如果说这种传统宗教思想的兴起有某种周期性和必然性，那么在^、数相对较少的什叶派社团中，新先知运动必然要表现为对该派“隐遁”伊玛目“复临”或“回归”的热切期盼。因为什叶派宗教传统不可能离开伊玛目教义和信仰谈论伊斯兰教的改革与复兴。因此，巴布从一开始就把新先知卡伊姆的“重现”作为运动强大的精神动力，因为许多伊朗民众坚信，只有新先知有权质疑和挑战强大的传统势力。
巴布在领导新先知运动中，围绕着卡伊姆“复临”问题，试图论证和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新先知“重现”的神圣依据问题。对什叶派信徒而言，所谓“卡伊姆”显现人间之说，实际上也即该派信徒对其长期下落不明的宗教领袖“依然健在”的一种信念和愿望。这种信念和愿望的文字依据，以该派伊玛目传述和记录的“圣训”至为重要。巴布没有提出过新的依据。
第二，新先知的身世问题。有的“圣训”指明，“复临”的卡伊姆来自伊斯兰教先知家族，名字叫穆罕默德。巴布自称为先知的后裔，名字为阿里·穆罕默德，刚好符合“圣训”中规定的两个条件。
第三，关于卡伊姆的名分和地位。什叶派信徒对“隐遁”伊玛目的期盼，反映了该派传统的宗教社会史观。他们坚信只有本派的伊玛目才能最终使他们脱离苦海，走向光明的未来。什叶派社团改变社会历史地位的诉求，使他们对“回归”的伊玛目充满期待。巴布宣称，作为时代之主的卡伊姆身上可以看到四种“迹象”：一是摩西的恐惧和期待；二是耶稣谈论的救世主；三是优素福(约瑟)遭遇的监禁和自我掩饰；四是与穆罕默德相类似的一部天经。巴布心目中的卡伊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四位先知的品格和遭遇，而所谓“卡伊姆”也即巴布本人。
第四，关于新先知社会历史使命问题。重新确立先知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作用，可以说是巴布宗教思想的基础和核心。这同巴布及谢赫学派对宗教信仰本质的理解直接相关。巴布强调，上帝(真主，下同)的本体、本质是人的感官无法视见和认识的，人们只能通过“上帝的美名”(属性)去感悟上帝的存在和权能；但即使用这种方式去理解上帝，也只限于上帝的使者和先知，他们作为上帝的“代言人”所颁布的律法即神圣律法，即“上帝的圣言”。新先知最重要的社会使命，是废除阻碍社会进步的旧制度、旧法律，并以新的启示和律法开启—个新时代。
第五，关于卡伊姆“重现”的日期问题。对于谢赫学派而言，卡伊姆“回归”的具体时间并非一个学理问题，也不是一个需要“推算”的问题。实际上当谢赫学派首领于1844年“内定”巴布为“卡伊姆”这位新先知的“化身”(称为“显现”)时，这一年因正值什叶派末代伊玛目失踪一千年而具有特殊意义，所以被确定为新先知“亮相”最合适的时间。但为了增加几分神秘色彩，需要把简单的故事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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