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教精义，将其融为一体，以示与五教相区别。同时，“对原有各教引予同化，以臻大同”，并“以纳全世界民族于一教之下为主旨”。
对于此次备案，内务部同样予以批准，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十四年(1925)的统治机构是段祺瑞执政府，而内务总长是龚心湛。段祺瑞本人就是悟善社的一员，内务总长龚心湛与段祺瑞既是同乡又是多年同事，更是皖系军阀的头面人物，所以此次备案自然不会有任何阻力。此外，除内务总长龚心湛外，段政府的财政总长李思浩、海军总长林建章均是悟善社的成员，从时间上看，他们的加入最晚也是在段祺瑞执政府期间，所以，救世新教会的各项活动在这段时间的进展是比较顺利的，社会宣传与影响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救世新教总会成立后，各地原有悟善分社，均改组为救世新教分会，据1926年救世新教所编《救世新教会员录》统计，救世新教分支会共有15处，分布于天津、河北、山东、广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及哈尔滨包括国外的捷克分会、日本山口分会，至1940年已增至23处。此前于1921年3月曾由陆宗舆夫人在寓所创立女分社——坤社，以推行家庭道德为目标。至1926年，总会女分会会员已有175人，而救世新教总会此时会员已达2296人，包括来自日本、俄罗斯、捷克等国的21位外国会员。
总会成立后，会内各项章程均已制定相当完备，总会“内分四院，一日教院，二日修院，三日慈院，四日事院。另设教法会、经济会、学会等，以符受命自天、成事在人之本旨。”另对德规、修持、职级、设置等均有详细规定，并制定了相当严格的入教规则。同时总纲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教统为最高职级，总握全教教务之权”，这再一次于制度层面强化了教统的权威。教统之外设副教统一人，下设六个等级。
由此可见，救世新教内部仍实行家长式的管理方式，以教统综理全教事务，集教权于其一人，这为以后教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埋下伏笔。表面看来，救世新教总会的各项规章制度已相当完备，但实际运作起来并非如此。据北平特别市政府社会局民国十九年(1930)对救世新教总会的调查称，自北伐告成后，救世新教总会已取消扶鸾，专办慈善，提倡道德。至于简章内所称教长等职，虽有其名称，但现实尚无。即便如此，救世新教总会的成立仍可看做是悟善社的重生。事实证明，悟善社于1928年即被南京国民政府函令查禁，虽然没有了悟善社的名称，但它的实体——救世新教总会仍可以继续活动，甚至一度与政府合作，从而背离了当初“不涉党派、不谈政治”的初衷。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救世新教
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给原来依靠北洋政府要人、风光一时的各宗教团体以不小的冲击。新的政府的成立及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让这些宗教团体顿时面临种种困境甚至是危险。1928年10月，上海市民陈慕韩向上海特别市党部举报，详述悟善社及道院等迷信组织的危害，“查尚有道院及悟善社两大迷信机关，设坛开乩，妖言惑众，提倡迷信不遗余力。历年以来，民从受其欺骗，此不知凡几……其中分子非军阀政客及土豪劣绅，广收党羽以扩实力，而一般口民，复趋之若鹜。更有荒谬者，悟善社之发行《灵学要志》第三卷第二期第十一页内，假借乩语妄解三民主义，淆惑听闻，使真理不明。值此北方民众对于三民主义者，多由未尽了解时，若再有一篇荒谬文字，公然宣白，实为民识之障碍。”此封举报信，言辞非常激烈，足见其对悟善社及道院这样的迷信机关痛恨之深，因此这个自称陈慕韩的人希望上海特别市党部“呈请中央通令全省，迅将道院、悟善社一律查禁，并没收其财产以作赈灾及教育之费”。上海特别市党部很快就将此情况反映给中央政府，在各项文化建设蓬勃进展之际，中央作出批示，以“宣传迷信，闭塞民智”为由，令行内政部函令各地查禁。面对这次查禁，江朝宗采取换汤不换药的方法，即改换名称。于是，江朝宗于11月26日向政府提出了请求，即取消悟善社，改设北平公益慈济会，继续办理慈善事业。鉴于“北平悟善社历办慈善事业，于社会不无裨益，从前虽附设乩坛，不过研究灵学，早经取消，专办善业”，南京国民政府准许改设北平公益慈济会，并敕令北平特别市政府查核办理此事。
北平特别市政府查看了江朝宗的呈文后，认为所呈“各节显系改立名目，希图规避处分，未便准予立案”，并要求公安局会同社会局“详细查核，克日并案”。于是，公安、社会两局即派员对悟善社及道院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与江朝宗所呈基本符合，“悟善社道院名称实已撤销，查勘各屋内亦无设坛扶乩情事”。同时考虑到“该院社成立有年，党徒众多，若不先为密筹善法，或恐操之过急，反致引起其他反感”，因此，北平特别市政府批准了江朝宗的请求，并令社会局会同公安局接收悟善社财产，移作贫民救济会办理慈善事业之用。悟善社改组为北平公益慈济会后，公推王士珍为会长，熊希龄为董事长，聘请公安社会两局长，又公推许世英、朱庆澜、岳乾斋、沈吉甫、李祖恩及江朝宗、蒋尊焯、刘庆镗、袁永廉为董事，“以期官商合力”，继续开展慈善事业。这是江朝宗再次与政府建立联系、在新环境下继续争取合法性的又一举措。
悟善社的名称虽然取消了，但是，它的实体——救世新教会仍在继续活动。一纸禁令只是取消了“悟善社”这个名称的合法性，所谓“北平公益慈济会”也只是换了一块招牌而已，同人私下里仍以“悟善社”相称。
1930年，北平特别市社会局重新登记慈善团体，为继续保持救世新教的合法性，江朝宗于1930年5月29日及时向北平社会局呈请，仍以慈善团体登记在案。救世新教会(包括以前的怊善社)向来在慈善团体与宗教团体游移不定，因其最初成立时以慈善团体的面貌出现，以后虽改组宗教团体，但由于其一直以其所办的慈善事业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所以“慈善团体”一直是其面对困境与危机的“护身衣”。所以，虽然此次法律明确规定“慈善团体不得利用其事业为宗教上之宣传”，但救世新教会仍然可以换上“慈善团体”的“外衣”进行“宗教宣传”。
吴佩孚北伐溃败后，与1932年辗转抵达北平，适时地被江朝宗拉拢加入了救世新教会，并以其声望与资历担任会长一职。吴佩孚担任救世新教会会长后，教中所有重大活动均由其主持，并领法号智玄，与江朝宗合力推行教务。此后，吴佩孚便成了与政府“打交道”的主要人物，江朝宗、袁永廉、蒋尊炜的“任务”发生转变，自此以后，所有呈文的署名均为吴佩孚、江朝宗、钟世铭，即使在内部改组成立理事会后，吴佩孚仍是第一常务理事。应该注意一点，不管吴佩孚职务有多高，那都只是一种可利用的符号资源，会中实权一直掌握在江朝宗手中。尽管如此，吴佩孚仍然身体力行，扶乩打坐，乐此不疲。此外，吴佩孚与江朝宗等还编写了多部经书，作为救世新教会对外宣传的小册子，比如《循分新书》、《正一道诠》、《明德讲义》。然而，吴佩孚与江朝宗的合作自北平沦陷后，因对日态度不同而决裂。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民俗改善运动及新生活运动，以“推动民众修养、个人德行、转移社会风习以期复兴民族、建设新中国”。同时对民众团体重新整顿。为适应新的时代及体制，救世新教会重新修订简章，再次进行改组，并于1934年12月24日召开第一次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