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新教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集宗教与慈善于一身的新兴宗教。它由迷信色彩浓厚的悟善社改组而成，并通过向政府备案而获得了合法性。从悟善社到救世新教，前后历时约三十年，在彼时风云激荡、云谲波诡、纷繁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下，救世新教经历了兴起、发展、改组、挫折、变革、衰落等曲折的发展轨迹，在与政府的妥协及自身的不断调整过程中，它最终没有突破社会环境不断变革的束缚，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
关键词：民国时期 悟善社 救世新教 南京国民政府
作者：密素敏，198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
20世纪前3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军阀混战不休，复辟逆流涌动，加之灾荒频仍，民众生活更加艰难。社会的剧烈变化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则表现为多种思潮并存，呈现出多元化与斗争激烈化的特点。首先，民主和科学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开展，对中国旧有的封建思想和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揭露和抨击，企图从根本上改造国民，使其适应科学与民主的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及封建官僚出于自身的道德使命感，开始向传统的儒家思想回归，从中国文化的源头上寻找救世良方。传统的扶乩之术在近代中国的重新兴起甚至泛滥，则是这个群体实现其理想的一种实践。悟善社即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并由最初迷信色彩浓厚的扶乩组织发展为兴盛一时的新兴宗教团体。已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民国初期出现的新兴宗教团体作整体描述，针对各宗教团体的个案研究也倾向于道院(尤其是世界期刊网http://www.400qikan.com
红卍字会)、道德学社等。而对于本文所涉悟善社及救世新教的研究相对较少，很多是在相关著作或文章中附带提及，且分为不同的面相：或者将其置于政治话语中，视其为会道门，①或者以其出版刊物《灵学要志》为切入点，从当时整个社会思想背景出发，批判其宣扬的灵学思想，②以上研究把悟善社的整体面貌切割成块，使我们很难对悟善社及历史发展脉络有全面、清晰的认识。相比较而言，日本学者对悟善社及后来的救世新教关注较多。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有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著作出版，如酒井忠夫所著，书中第三章《民国初期の新兴宗教运动と新时代の潮流》对悟善社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但文章只介绍到1925年救世新教会成立。通过分析悟善社的早期活动与组织结构，酒井忠夫认为悟善社“设立救世新教，将具有社会及政治意义的慈善团体改组，以政治意义薄弱的宗教团体自居”，就是要“排除其秘密性格”。由于资料所限，以上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悟善社早期的发展情况，而对于1925年救世新教成立以后的历史研究甚少，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期间救世新教的活动，几乎无人问津。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发掘利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救世新教会的多件档案，细致梳理这段历史，从而分析为什么救世新教会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而没有像道院或世界红卍字会那样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组织并一直延续至今。
一、从悟善社到救世新教
据许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一书介绍，扶乩并不是真的有什么神在写字，而是一种骗人的把戏，“不过是心灵作用的一种表现”。晚清时期，梁启超就用“乩坛盈城、图谶累牍”来描述乩坛发展的盛况，到了民初，“乩坛已经从原本属于地域性的发展，随着社会宗教环境急遽变动，转变成跨区域的新兴宗教团体”。受此影响，到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席卷全国的宗教运动，各种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遍布国中”。这些新兴宗教团体以扶乩信仰为核心，以拯救世道人心、敦正社会风俗相标榜，在政府权威下降、国家法度废弛的空隙中潜滋暗长，甚至一度成为广大民众精神诉求的寄托之所。它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纷纷向政府登记立案，以合法团体的面貌进行宣教活动，大力宣扬鬼神思想；其次，同时致力于慈善事业，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这就和明清以来的民间秘密教门有了区别。
另外，北京的特殊环境也是新兴宗教团体集中出现的重要因素。在封建时期，北京是明清两代的都城，进入民国后又是北洋各派军阀争权夺利的政治舞台；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群雄角逐之地，北京独特的地位及丰富的社会资源，吸引了莘莘学子、军阀政客、社会名流、士绅富商甚至流氓乞丐，各色各样的人在北京汇集，造就了北京纷繁庞杂的社会环境，也造就了北京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与复杂化。
在悟善社之前，北京已出现了一个同善社，至于其他分散的、规模较小的、未进入公众视野的乩坛尚不知凡几。悟善社的出现，在乩坛林立的北京原本并不稀奇，但是因为不久的旱灾及北洋政要的介入，悟善社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乩坛的道路。
悟善社成立于民国八年(1919)，由河南扶乩文人王锦蕖、迮以增、郑景樵与京师张恩寿、周学仕、朱焕文等创立。翌年，直皖战争起，京畿一带饱受兵燹之苦，复遭大旱，人民生活陷入困境。鉴于此，社会士商、官绅名望纷纷要求开展慈善救济活动。悟善社也积极参与其中，筹设贫民救济会，施放米面等，而以江朝宗出面组织，担任贫民救济会会长。以此为契机，江朝宗顺利加入悟善社，领法号慧济，“任办理一切慈善事务。”江朝宗此后成为悟善社的骨干，也是后来救世新教会发展的核心领袖人物，直到终老。
江朝宗加入后，积极利用其在政界的影响及广泛的社会关系，拉拢同人人社，因此悟善社成员不乏军阀政客、社会名流，除前国务总理钱能训、资产雄厚的陆宗舆外，还有财政部赋税司司长袁永廉、国务总理段祺瑞、前江西实业厅厅长夏同龢、前国史编纂处邓孝先等。此后又有曹汝霖、龚心湛、钟世铭、田步蟾、李思浩等军政要人的加入，并担任要职。悟善社一时成为部分北洋政要下野后的聚集之地，在这些要人的参与支持下，与其他分散、昙花一现的乩坛不同，悟善社经过不断改组，一度发展为颇有影响力的新兴宗教团体。
因由乩坛发展而来，悟善社自身的迷信色彩自然成为知识界对其进行攻击的口实。为了彻底改变自身的形象，悟善社决定在原有宗教团体的基础上，明确成立一种新的宗教。在悟善社看来，“孚佑帝君设社之初，即创名救世新教，盖欲以教继社之业，并救乩坛之穷”。救世新教的成立经历了相当长的筹备时间，“甲子民国十三年(1924)春正月，五教教祖垂光，宣示教纲、教法、教义、教经数万言，复传授《玄玄秘箓真经》及图书。二月组织救世新教筹备会”。正当各项教务进行地如火如荼的时候，钱能训于甲子(1924)年五月去世，一切事务由江朝宗主持。同时，将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午时定为救世新教成立之期。
一切准备就绪后，悟善社于民国十四年(1925)二月呈奉北京政府内务部，请求批准备案。“惟前呈宗教团体四字尚嫌宽泛，亟应确立名称以一视听而便劝导，当此文化凌夷，纪纲失坠，残贼人道，重困民生，本教应时势而出，因拟定名日救世新教，即于悟善社内设立救世新教总会，各省区推设分支会，以宗教为体，以慈善为用，以广劝世人共进道德为目的，阐万化同源之真理，扩有教无类之宏规。”悟善社一直标榜救世化劫，此次更是将“救世”二字纳入教名中，“教务以革新之故，命名日新，以度灾劫，故名日救世”。救世新教意在吸收儒释道耶回
